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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他人的未公開發(fā)表的成果是人格不寬厚的表現(xiàn)。如有的學者把與在國外的中國學者合作的成果當成自己個人的成果直接在國內發(fā)表而不提其合作者。還有的學者在使用自己參與過的國際合作項目成果時不提供任何背景信息并把別人未發(fā)表的成果揉進自己的成果之中，使讀者在看不到必要的論證的情況下無從理解有意思的結論的得出。這類的情況與剽竊有些不同，后者通常指抄襲他人公開發(fā)表的成果等，一般說來輿論和知識產權會對被剽竊者加以保護。由于目前國內學術界的平等對話的機制沒有建立起來對前述兩種情況等的約束力很弱。在英國，發(fā)表合作項目中自己這部分成果無可后厚非，如果合作一方直接發(fā)表合作的成果或引用別人未發(fā)表的成果而不言及別人與公開抄襲他人公開發(fā)表的成果性質差不多。在這種人文環(huán)境下，這種現(xiàn)象是不可思議的。此外，是否愿意接納他人和他人的觀點還會受到體制的約束，因為沒有基金會會輕易給錢搞重復項目，同行們都了解誰在搞什么研究。

總之，中國的學術規(guī)范和學術對話應充分體現(xiàn)平等寬容的精神。學術研究規(guī)范化中的平等寬容的氛圍一旦形成，它將有如無形的手會對學術界的純凈起大浪淘砂的功效，進而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和全球化的進程。在英國，體現(xiàn)平等寬容的精神的學術規(guī)范與其市場經(jīng)濟的商業(yè)規(guī)范一樣都是逐漸形成的。在中國，這種氛圍的營造同樣需要很長的時間。而能否形成這種良好的氛圍關鍵在于觀念能否更新，即以平等寬容的精神取代人微言輕和文人相輕的傳統(tǒng)觀念。還應看到，象市場經(jīng)濟在中國的發(fā)展起初有許多的困難一樣，若能獲得各方面的社會力量的扶持對形成這種良好的學術氛圍固然重要，而每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自律對加速其進程更為重要。

鳴謝：王斯福(StephanFeuchtwang)長期以來的學術指導；托馬斯(ThomasJ.W.Clarke)參與了本文的討論；程原對本文的充分肯定和對某些觀點的批評；李鐵映對作者在1999年5月1日在與部分留英學人座談會上觀點的肯定。他總結時講到的“學術研究要百家爭鳴，文人要相親不要相輕”即是對作者基本觀點通俗概括。

注釋:

[1]林毅夫明確指出過方法論的規(guī)范化對中國社會科學的研究提升到國際化的重要性。《方法論的規(guī)范化和研究對象的本土化》，《北京青年報》，1995年4月20日。樊綱強調的基礎理論的一般意義上的“現(xiàn)代化”和“與國際接軌”也包含了這個意思?！吨袊鴷u》，1995年3月，總第五期，第46頁。王斯福(StephanFeuchtwang)認為中國人類學當下面臨的嚴峻挑戰(zhàn)是能夠也應該和如何進入國際人類學的問題。見Risingtothechallenge:foracriticalanthropologyofChina，“人類學本土化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第1頁，廣西民族學院，1999年9月。

[2]王斯福在前述文章中針對國內對弗里德曼在1962年做的題為“AChinesePhaseinSocialAnthropology”（“社會人類學中國時代”）的講演的含義的誤讀現(xiàn)象對此做了解釋。他說弗里德曼的原意不是提出國際人類學的發(fā)展趨勢或對中國與其它地區(qū)的社會發(fā)展過程和結構做比較，而是以中國為例認為人類學家在對這樣的復雜社會做人類學研究時應開放性地結合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地理學家，政治科學家和經(jīng)濟學家的成果（由于冷戰(zhàn)的原因弗里德曼原文中沒提后兩項但含了這個意思），同上，第8頁。

[3]曹樹基和趙世瑜都分別強調了其重要性。

[4]張樂天也提到了這本書，見《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4期，第71頁。

[5]1999年5月15-16日在倫敦經(jīng)濟學院召開了題為“中國的分與合的人類學研究(TheAnthropologyofSeparationandReunioninChina)”的理論研討會(由于分與合的討論涉及到中文的分離與回歸、分別與重

逢和分散與聚集等概念，在沒找到恰當?shù)母拍钋霸诖酥缓脮河梅峙c合來概括)。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臺灣和大陸的學者在石瑞(CharlesStafford)的關于分與合研究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實證研究對分與合進行了人類學的理論探討。石瑞把心理分析理論引進人類學領域并用中國歷史的和現(xiàn)代的文獻及經(jīng)驗材料對分與合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專著待出)。與會者從心理學、語言學、中國的“本源”概念的社會文化文化內涵、出嫁和回娘家、兄弟分家、死亡、宗教節(jié)日慶典與懷舊和回歸、告別過去與創(chuàng)造未來、地區(qū)或全球性人口遷移與回歸以及港澳臺的回歸等廣泛的論題作了專題討論。此外，我會后才看到的麻國慶的《分家：分中有繼也有合——中國分家制度研究》一文（《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一期），如果經(jīng)過一些“包裝”并介紹到會上一定會引起廣泛的興趣。

[6]見注1王斯福前文，第14頁；常向群的博士論文《禮尚往來—鄧時代中國農村社會支助網(wǎng)研究》（尚未完）(Lishangwanglai—socialsupportnetworksandreciprocityinruralChinaduringtheDengEra)，unfinishedPh.D.Thesis，CityUniversity，London。

[7]雖然由自由知識分子創(chuàng)辦的民間社科研究刊物采用過這種做法，但終究未能保持下來。

[8]在英國，專家(specialist)是指專門從事某項職業(yè)的人，而不是名譽地位的象征。如搞社會學研究的可以叫做社會學家(sociologist)，水暖工也可以稱為水暖專家。

[9]梁治平對西方社會科學家做學問的開放的心胸和誠實的態(tài)度的贊賞（《中國書評》，1995年1月，總第三期，第72頁）和維護學術權威反對“文化霸權”的觀點朦朧地表現(xiàn)出了這種意識（同上，1995年7月，總第六期，第60頁）。

[10]請原諒作者在應用過程中比例上的“洋”大于“古”。

[11]學術政治系國內外通用的概念，恕不解釋。學術商人即類似資本主義原始資本積累時期的或馬基雅弗利式的缺乏商業(yè)規(guī)范的舊商人式的學者。

[12]曹樹基對《社區(qū)的歷程》一書的第1-9章的評論，《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1期。

[13]方煉，“高校婦女組織在農村婦女發(fā)展項目中的位置和作用”，會議論文（Workshop“WomenorganizinginChina”，InstituteforChineseandCenterforCross-CulturalResearchonWomen，OxfordUniversity，13-15July，1999）。由英國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國學者著述和編輯的第一本規(guī)范化本土化全球化研究的關于中國婦女的論文集是出自中國女性之手，見參考文獻，1999，MacmillanPressLtd。

[14]1999年夏有若干批中國女性學者分別到挪威、丹麥和英國參加有關婦女研究的學術活動。這本身就是中國社科研究規(guī)范化本土化全球化的體現(xiàn)。

[15]八十年代的大學生把從政、經(jīng)商和做學問比作走紅路、黃路和黑路。學者看淡權力和金錢不等于社會看低它們。不同道路的選擇是個人興趣不同的表現(xiàn)，對權力感興趣的的去從政，對金錢感興趣的去經(jīng)商，對真理感興趣的去做學問，在價值觀上沒有高低之分。許多學者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重新選擇了職業(yè)，如改行從政或經(jīng)商均無可厚非，因為他們選擇了自己真正感興趣并適合于自己的職業(yè)，而個體的社會角色的定位能帶來整個社會的穩(wěn)定發(fā)展。

[16]與“文人相輕”的觀念并存的對海外學人的高期待現(xiàn)象同樣有悖于平等寬容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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