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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shù)學思想發(fā)展史論文范文第1篇

一、新世紀文學教育研究現(xiàn)狀與文學教育問題反思

21世紀初期，隨著中小學與高校教學改革的深入開展，“文學教育”成為諸多學者和大、中、小學教育工作者關注的對象，近十年來，關于“文學教育”的研究論文與專著有近2000篇（部），這些研究的內(nèi)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一是關于文學教育的基礎理論研究。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陳平原《文學史、文學教育與文學讀本》(《河北學刊》，2013)、魯定元《文學教育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與溫儒敏《語文課改與文學教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等。這些研究對文學教育的內(nèi)涵、性質(zhì)做了深入的探討，明確了文學教育的基本范疇，即以文學作品(文學“讀本”)為核心，以哲學、歷史與社會學知識為拓展，將審美教育、思想學識教育以及道德品質(zhì)教育與文學教育相結合，以培養(yǎng)人格健全、思想獨立、學識系統(tǒng)的現(xiàn)代人才作為文學教育的主要目標。二是對文學教育內(nèi)容的研究。研究著重探討了文學教育中的西方文學教育（主要是英美文學教育）、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教育以及古代文學教育的內(nèi)容與方式，總結了中美文學教育、傳統(tǒng)與現(xiàn)當代文學教育的差異。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江玉嬌，邵秀芳《西方文學教育的經(jīng)驗分析及其啟示》(《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林燕平，董俊峰《英美文學教育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與趙煥亭《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與文學教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等。三是對不同教育階段文學教育實踐的研究。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盧建紅，林志敏，朱青茹《今日中國大學的文學教育》(《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王立昌《中學文學教育導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與朱自強《小學語文文學教育》(東北師范大學出版，2001)等。這類科研成果針對不同教育階段（大中小學與高校）的文學教育的內(nèi)容、特征及其功用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強調(diào)了高校的文學教育對于語文教師文學素養(yǎng)的形成以及對理工專業(yè)學生創(chuàng)新思維的培育的重要作用。四是對文學教育功能的研究。認為文學教育具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功能，即德育與美育功能，前者包括了品德教育與人格養(yǎng)成教育，其次，文學教育還具有培養(yǎng)學生綜合素質(zhì)與心理健康的功能。較有代表性的有：于天紅，劉連梅《文學教育與大學生德育之我見》(《語文建設》,2013）、阿茹漢《文學教育對學生綜合素質(zhì)及道德情操的影響》(《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3）與葉杰琳《如何通過文學教育幫助大學生保持健康的心理狀態(tài)》(《首都醫(y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等。

五是對文學教育現(xiàn)狀的反思。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葛紅兵《中國文學教育亟待改革》(《山花》，2010）、魯樞元，趙玉平《文學教育與教育生態(tài)》(《語文教學與研究(教研天地)》，2011）、龍軍《對當前“文學教育”的一點反思》(《名作欣賞》，2013）、楊邦俊《回歸真正的文學教育》(《語文建設》，2009）、傅書華《時代病癥：文學教育之缺失》(《山花》，2010）與于曉泉《文學教育的反思及對策》(《語文建設》，2013)等。此外，還有少量成果是關于兒童文學教育的研究，如胡瑞香《改革開放以來河南高校兒童文學教育的經(jīng)驗與現(xiàn)狀》(《河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張心科《清末民國兒童文學教育發(fā)展史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等。國內(nèi)外關于文學教育的研究，闡釋了文學教育的內(nèi)涵、功能與范疇進，揭示了中小學與高等學校尤其是師范院校開展文學教育的重要意義，并對文學教育的現(xiàn)狀進行了總結與反思，為進一步研究文學教育的相關問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有益的借鑒。但是縱觀近十年的研究成果，涉及師范院校文學教育及其方法研究的較為缺乏，尤其是對文學教育效果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中的應用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討論。少數(shù)研究者關注了文學教育方法的問題，如趙煒，馮宇，尹樹萍《立體多維教學模式在外國文學教育中的應用》(《芒種》，2012）、張心科《接受美學與中學文學教育》(合肥工業(yè)大學出版社，2005)、任樹民《教師教育專業(yè)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文學教育芻議》(《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等。這一方面是因為傳統(tǒng)的文學教育實踐本身缺乏對方法的注重，文學教育往往止于藝術欣賞和思想道德教化，另一方面是因為文學教育方法本身的理論欠缺，這一現(xiàn)狀要求我們在強調(diào)文學教育的感性特征的同時，也要注重對文學教育的實施者（主要是教師）的理性思維能力和科學思維方法的培養(yǎng)。

二、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中的應用價值

科學思維方法既包括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總結的觀察實驗方法、數(shù)學方法、假說方法、邏輯方法（包括分類法、歸納法、演繹法、分析法、綜合法、抽象和具體、歷史和邏輯）等近代思維方法，也包括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以來形成的類比、轉換與外推思維方法、溯因與預見思維方法、創(chuàng)造性思維方法（包括聯(lián)想與想象、直覺與靈感、逆向思維、悖論思維）等現(xiàn)代思維方法，它是人類進行一切科學研究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所運用的科學思維方法。運用科學思維方法、在實踐中培養(yǎng)科學人的思維，是人類感性能力與理性能力平衡發(fā)展的關鍵性因素，對于偏重感性體驗的文學教育來說，運用科學思維方法、養(yǎng)成科學思維能力具有重要的意義。

1.為高素質(zhì)的中小學教師培養(yǎng)奠定基礎。師范院校的文學教育對于高素質(zhì)的中小學教師的培養(yǎng)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優(yōu)秀的中小學教師又是發(fā)展基礎教育、提高全民素質(zhì)的關鍵因素。強調(diào)文學教育方法的科學性與系統(tǒng)性是文學教育實踐的重要內(nèi)容，通過科學思維方法的理性與文學教育的感性互補，可以塑造出感性體驗與理性思辨相結合的、具有人文精神與科學理性的高素質(zhì)人才，因此，重視師范院校的文學教育以及文學教育方法的研究與應用對推動教育改革、培養(yǎng)21世紀復合型人才有著積極的意義。同時，研究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領域的應用，也有利于將課堂教學與學生的哲學思考、歷史體悟與實踐相結合，為師范生的課外自學與學術研究以及論文寫作提供有效的方法。

2.為師范院校文學教育提供有效的方法。研究科學思維方法在師范院校文學教育中的應用情況、存在的問題以及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中的積極作用，就要以師范院校文學教育的現(xiàn)狀及其存在的問題為出發(fā)點，根據(jù)文學教育實踐以及文學教育方法的應用及其效果的調(diào)查統(tǒng)計，探討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實踐中的可操作性及其功能與意義。研究文學教育的內(nèi)涵與功能，反思文學教育存在的問題，可以揭示師范院校文學教育的迫切性與重要性。探討科學思維方法的內(nèi)涵與特征，研究其對文學教育系統(tǒng)化與學理化的建構功能，對師范院校文學教育中科學思維方法的應用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總結科學思維方法在師范院校文學教育中的實踐經(jīng)驗，以具體的課堂教學實踐、課外閱讀延展、畢業(yè)論文與學術論文寫作為例證，闡明科學思維方法對文學教育縱深化發(fā)展的作用，闡明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中的應用對于培養(yǎng)高素質(zhì)復合型人才的實踐價值，才能進一步揭示科學思維方法在文理貫通的學識培育、理性與感性融合的人格教養(yǎng)上的關鍵地位。

3.彌補文學教育重感性輕理性的不足。文學教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文學教育使用的方法直接影響了文學教育的效果，決定了文學教育的價值?？茖W思維方法的介入，既可以增強文學教育的學理性、邏輯性，也可以培養(yǎng)受教育者的科學思維方法，彌補以往文學教育重感性輕理性所帶來的不足。對于師范院校的學生而言，科學思維方法的培養(yǎng)，也有助于其在今后的基礎教學與文學教育中將這一方法傳遞給中小學生，為培養(yǎng)文理并重、既有人文情懷也有理性思辨能力的21世紀新型高素質(zhì)人才奠定堅實的基礎。

數(shù)學思想發(fā)展史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上海/地理學

【正文】

一、中國地理學的開先河之作

1858年（咸豐三年），英國人慕維廉（w.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總局出版。該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寫的地學文獻。慕維廉是英國傳教士，1846年來華，居住上海。他和洪仁軒有交往，曾到南京考察的政治、經(jīng)濟、宗教。他的中文著述還有：《大英國志》、《天文地理》及《知識五門》?！兜乩砣尽酚伞皬V學會”發(fā)行，是適應維新運動而出版的科學著作。該書分上、下編，共十五卷，線裝木刻本。上編主要講地理，除總論外，分別論述亞西亞、歐羅巴、阿菲利加、亞墨利加、大洋群島等五個地域，“分文、質(zhì)、政三等”論述。下編主要講地質(zhì)，標題是：地質(zhì)論、地勢論、水論、氣論、光論、草本總論、生物總論、地文論、地史論〔1〕。 將世界地理的知識介紹給了中國。之后，上海還陸續(xù)出版了《繪地法要》（著者不詳，金楷理、王德均譯，1875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地繪圖》（富路瑪著，傅蘭雅、徐壽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候叢談》（著者不詳，金楷理、華衡芳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繪海圖全法》（華爾敦著，傅蘭雅、趙元益譯，1901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等介紹西方地理學方法技術的著作以及《八省沿海圖》、《平園地球圖》（兩圖均為江南制造總局出版，年代不詳）等地圖。

1901年，在上海南洋中學任教的張相文編寫了《初等地理教科書》（二冊，上海南洋公學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初版）和《中等本國地理教科書》（四冊，上海蘭陵社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版）。此兩書是我國最早的地理教科書，印行總數(shù)達二百萬部以上，為地理學知識在我國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貢獻〔2〕。

1908年，張相文著中國第一本自然地理學著作——《地文學》（地文學一詞來自日本，即自然地理學），由上海文明書局印發(fā)，至民國二年（1913年）已發(fā)行了第三版〔3〕。 作者鑒于當時一般的地文學著作不是譯自東洋就是西洋，故撰此書，“會萃各大家學說，博引旁搜，一切證例悉以中國之事實為本”，力求“親切詳瞻”〔4〕。 這在當時也是一個可貴的創(chuàng)舉。

張相文在《地文學》緒論中，一開始就說：“地文學者，地理學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濟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於枯寂無味，而於他學科亦多互相關聯(lián)，如天文學、地質(zhì)學、動植物學、人種學、氣象學、物理學、化學，莫不兼容并包，以為裨益人生之助?！谝越y(tǒng)合各科，而蘄進于實用，此地文學所以為最重要之學科也?！贝搜詴r至今日仍有參考價值。

《地文學》一書，篇幅不多，全書共197頁， 附中西對照表長達13頁，附彩色圖十余幅。該書的特點主要有：

（1）內(nèi)容分星界、陸界、水界、氣界、生物界五編。

（2）“參酌東西各大家學說”。如講到太陽系的形成時， 介紹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說。

（3）對于舊地學家迷惑不解地許多自然地理方面的事物， 均能科學地闡明其形成原因與發(fā)展規(guī)律。例如，在講到片麻巖的形成時說：“原始界（太古界）巖石，層理清晰，乍見兒如水成巖，而其成分則為結晶質(zhì)；又與火成巖無異，是為化形巖（變質(zhì)巖），大抵受地下之熱力與壓力，使最古之水成巖，悉數(shù)融解，再為凝結，逐變?yōu)槠閹r?！?/p>

（4）重視聯(lián)系中國實際?！芭e為例證，以本國為宗， 其為中國所無，或調(diào)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關系者，兼及他國”如講到地質(zhì)時代各界、系地層時，就指出其在我國的分布，講到河口泥沙沉積時，則以崇明島為例而加以說明。

（5）“尤時時注意實用，如防霜、避電、培植森林、 改良土壤等，各舉其要，以為實地應用之資”。

二、活躍的地理學術組織及刊物

后，上海地理學的發(fā)展出現(xiàn)一段頗為繁榮的時期。除了繼續(xù)介紹國外地理學的知識和思想外，中國人自己的研究活動逐漸地活躍了起來，研究人員不斷增加，研究活動向有組織的方向發(fā)展。在這段時期先后出現(xiàn)“中華地學會”、“建國地學社”和“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三個地理學術組織，并發(fā)行了《地學季刊》和《地理之友》兩個地理學術刊物。

1.中華地學會及《地學季刊》

中華地學會于1931年1月成立，由葛綏成（中華書局編輯）、 盛敘功（暨南大學教授）、李長傅（東方輿地學社兼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yè)部編輯）、丁紹恒（大同大學教授）、劉虎如（商務印書館編輯）等人發(fā)起，先后參加會員約80人，其中大部分系上海方面的會員，外地會員約20余人，分布在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及遼寧等地。

該會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編輯出版《地學季刊》。1932年1 月創(chuàng)刊號出版，共刊載18篇文章，合計約20余萬字，由大東書局印行。“發(fā)刊詞”稱：“地學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關系，使吾人于世界各處之風土人情，能詳釋其因果，尋求其系統(tǒng)，以明今后應如何改造之途徑?！视需b于此，組織中華地學會，以期交換知識，發(fā)展地學。內(nèi)而國計民生，外而國際概況，俾有真確之認識。期有裨益于中華之建設，固意中之事也”。至1934年底，《地學季刊》一卷四期出齊，共80余萬字，此時由于印刷困難，1935年2月2日舉行第三次年會，討論季刊的繼續(xù)出版工作，并修改會章，改選職員，聘請丁文江、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楨、金兆梓、翁文灝、費伯鴻、舒新城、為名譽會員，選舉葛綏成、李長傅、盛敘功、丁紹恒、顧因明、董文、楚曾、洪懋熙、褚紹唐為執(zhí)行委員、葛綏成為總務主任、李長傅為編輯主任、褚紹唐為干事。《地學季刊》第二卷起改由學會自行印發(fā)，每期約15萬字，內(nèi)容理論與實際并重，著重系統(tǒng)研究和現(xiàn)代趨向，至1936年底后又出版了四期，共約50余萬字，由上海中國科學公司總經(jīng)售，各大城市均有特約代售處。

1937年抗戰(zhàn)開始，因會員分散，季刊無法繼續(xù)出刊，學會工作也告停止。至此，《地學季刊》共出刊了2卷8期，合計約130萬字， 刊載各類文章124篇（其中包括續(xù)載7篇，譯文24篇，如不計續(xù)載則為117 篇）。其類別為：1.介紹辯證唯物主義的地理學思想的論文6篇；2. 經(jīng)濟地理及人文地理10篇；3.自然地理12篇；4.中國地理28篇；5.歷史地理（包括邊疆地理、地名學及地理學家）19篇；6.外國地理6篇；7. 地理教學9篇；8.游記及考察9篇；9.地方志17篇；10.書目及書刊評介3篇；11.國外地理動態(tài)及會務報告5篇。

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種思潮都在此匯聚。當時上海地理學的領域中部分人士開始接受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并介紹新哲學觀點的地學刊物。這方面的文章計有楚圖南的“人文地理學的發(fā)達及其流派”、李長傅的“地理學研究的新階段”（2卷1期、2期）、“轉形期的地理學”（2卷4 期）等約10多篇。

楚圖南在“人文地理學的發(fā)達及其流派”一文最早介紹了新社會派的人文地理學的基本思想：“這個學派最先的淵源，當然要從嘉爾（即馬克思）算起，他的《資本論》的名著里已經(jīng)提出了經(jīng)濟怎樣為一切歷史建筑或社會建筑的基礎。由于經(jīng)濟手段或經(jīng)濟關系的變化，而歷史或社會也不能不隨之而變化。將這個原則應用于地理學上的問題，即人地相關的問題。于是發(fā)生了人類歷史的發(fā)展即人類文化的發(fā)展是自然契機（因素）規(guī)定了呢？還是社會契機（因素）規(guī)定了呢？據(jù)蒲列哈諾夫的意見，自然環(huán)境是最終的規(guī)定。但自然環(huán)境對于人類的影響，則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發(fā)生的經(jīng)濟關系為媒介而主要地影響人類，這便是這派人文地理學的最基本見解或根本原則。這個原則的最初應用，始于墨西尼可夫的《文明與歷史上的大河》，其方法和體系的大致規(guī)定，則始于威特福噶爾諸人的《地理學批判》。”李長傅在該刊二卷中連續(xù)發(fā)表了四篇介紹辯證唯物主義地學觀的文章。他在“科學的地理學的新轉向”一文中批判了當時流行的人地關系論后指出：“人地關系的缺憾，據(jù)威特福噶爾之說，陷于速成推理法，把人與地的中間項的勞動過程漏掉了，其結論是任意規(guī)定，雖有時正確，但常常半正確，甚至完全錯誤。要救濟這缺憾只有利用辯證法的唯物論”。他又在“轉形期的地理學淺釋”一文中認為：“正確的地理方法應是辯證唯物論，它應用于社會科學即唯物史觀，應用于自然科學即自然辯證法。人對自然的活動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因此發(fā)生人對自然、人對人們二種活動……，自然以勞動過程為媒介，才能在人類之社會生活中發(fā)生作用。所以，一切人文地理學的現(xiàn)象，其主動力不在自然、不在人類，而在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系”。該文還引介威特福噶爾的圖式，說明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勞動力、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的不同特點由此形成不同類型的人地關系，這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地理學的中心思想。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的文章不得不用隱晦的詞句論述，如資產(chǎn)階級為“布爾喬”，馬克思為“馬卡爾”、“嘉爾”等巧妙地躲避當時政府的審查。

《地學季刊》中關于中國地理方面的文章，李長傅的“中國地理區(qū)域論”（1 卷1期和3期）兩篇文章是比較系統(tǒng)的中國地理的區(qū)劃研究。前文介紹了中國各種地理分區(qū)（如張其昀、翁文灝、香川干一、葛德石、博克斯頓、洛克斯比的分區(qū)和田中季作的東北分區(qū)等），并加以評論，最后提出作者的意見，分全國為25個地理區(qū)。后文分為緒論和本論兩段。緒論歷述地形區(qū)（野田勢次郎、史密斯、李長傅）、氣候區(qū)（竺可楨、甘德樓）、生物地理區(qū)（鄒樹文、錢崇澍）等部門分區(qū)及綜合分區(qū)（張其昀、葛德石、香川干一及李長傅等）。作者將全國分為北部、南部、東北及西北四大區(qū)，26個分區(qū)，并論述了各分區(qū)的特征。以上兩文是我國三十年代較系統(tǒng)的地理區(qū)劃研究論文。

李長傅的“中國湖泊的研究”（1卷4期）論述了湖泊的意義、分類、成因、變動與人生的關系及我國湖泊的分布等。此文亦為我國早期系統(tǒng)的全國湖泊研究論述。

褚紹唐的“中國都市的地理因素”（1卷2期）對我國205 個較大的城市，從地理位置、腹地條件、水運和氣候條件及經(jīng)濟基礎分析了我國都市的地理因素，為我國較早研究都市地理因素的文章。

《地學季刊》在歷史地理方面主要有楚圖南的“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fā)展”（2卷3期）。該文討論了歷史地理學的定義、發(fā)展史略、研究的重要性、有關的科學、歷史地理學與唯物辯證法、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目的等。作者還提出了必需以唯物辯證法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地理，同時指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最終目的不僅是說明歷代疆域沿革，最重要的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以歷史的地理因素或條件，來闡發(fā)中華民族、中國社會文化的發(fā)展的性質(zhì)和發(fā)展的過程。

在地名學方面，葛綏成的“地名的研究”（2卷1期），論述了地名的意義、種類、構造、變化、同地異名及別稱、地名和國語、翻譯地名應注意的事項等等，是我國最早較系統(tǒng)的地名研究論述。李長傅的“揚子江名稱考”（1卷2期）指出在隋唐時即有揚子橋，揚子津之名，唐永淳元年（682年）曾在揚子橋設揚子縣， 揚子津揚子江之名已散于詩歌文章中。當時揚子江僅指揚州以南的大江。至1658年（順治十五年）馬尼刺大學教授d.f.navarette始稱中國最有名的大河洋子江， 意為“大洋之子”（son of ocean），后又譯為揚子江，并謂此江發(fā)源于云南。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者馬卡尼（marcartney）至揚州，稱自此至揚子江巖約二英里，此后在國外的文獻中，遂多稱全江為揚子江。

關于地理景觀方面的論述，葛綏成的“景觀研究（1卷4期）論述了文化景觀、空中攝影、景觀綜合、景觀論等內(nèi)容，主要根據(jù)日文材料，此文為我國介紹景觀論的早期論述。

此外，還有盛敘功譯介的日本黑正巖的“科學的經(jīng)濟地理學”（ 1卷1期、2期），德國威特噶爾的“中國農(nóng)地的灌溉問題”（2卷2期）和“中國治水事業(yè)與水利事業(yè)”、丁紹恒的“中俄界約桌原委與邊防之危機”（1卷1期）、葛綏成的“十年來的中國疆域和政治區(qū)劃的變遷”（2卷1、2期）、褚紹唐的“中國地圖史略”（1卷4期）、 楚圖南譯的“近代地理測量及繪圖學之發(fā)達”（2卷2期）、何錫昌的“自然科學體系所見地理學之地位及其本質(zhì)”（1卷3期）、張淪波的“地理科學之解釋及其代表作”（1卷3期）、周宋康的“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2卷3期）、葛綏成譯taylor.g的“環(huán)境和人種”（2卷 3、4期）等較重要的文章。以上說明，30年代上海中華地學會編輯的《地學季刊》站在時代的前列，起到了推動我國地理科學發(fā)展的作用。

2.建國地學社

建國地學社由盧材禾（社長、復旦大學教授）、樂漢英（上海藝術研究社出版部主任）、陳聞遠（南京朝報編輯）、盧毅（復旦大學教授）、黃望平（中華鐵工廠工程師）、莊國鈞（立達圖書公司經(jīng)理）、王成祖（大夏大學文學院院長、圣約翰、東吳大學教授）、黃國璋（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北平師范學院地理系主任）、陸承蔭（中華輿地學社繪圖組長）、蔣天任（蘇州中學講師）、申廣霆（暨南大學助教）12人發(fā)起。據(jù)他們向當時社會局申請備案〔5〕的理由稱：（1）集合地理學者，研究?？茖W術；（2）聯(lián)絡會員感情，增進工作效能；（3）協(xié)助政府推進地理教育，并研究地理建國方案，以為政府之參考；（4 ）促進國民理解地理建國之重要，以養(yǎng)成正確之國家觀與世界觀。他們準備做的工作有：（1 ）聘請專家編輯地理教材，地圖以及各種專門著作；（2 ）計劃制作地理模型、儀器、照片，以應一般教學與普及之需要；（3 ）對本國各區(qū)域作精密之實地調(diào)查（注重土地利用），出版報告；（4）舉行學術演講；（5）搜集地學資料，會員約30至50人。據(jù)筆者訪問當時活躍在上海地學界的現(xiàn)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的錢今昔教授，該學會在上海雖未開展較有影響的活動，但當時的地理學工作者積極以地理學參加抗戰(zhàn)后國家重建的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3.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

1947年8月31日，中國地理學會在上海召集年會， 討論中學地理課程問題，因時間匆促，一時未能獲結果，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褚紹唐三人負責召集上海中學地理教師作一討論。9月10日， 中學地理討論會在曉光中學開會，各大中學地理教師共二十九人出席，由葛綏成報告開會宗旨，許逸超講述地理學教育的趨勢。旋即討論地理教學實際問題，如教學時間問題、高中自然地理教學問題、高中本國地理區(qū)域問題、各省區(qū)域面積問題、外國地名譯音問題。討論結果由于問題頗大，需較長時間討論與研究，乃決定籌備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王文元、邱祖謀、盧材禾、褚紹唐、陳爾壽、陳大森、朱jǐng＠①琳九人為籌略委員。10月5 日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在市立育才中學成立，到會會員四十七八，會上洪紱先生作了中國省區(qū)改造問題報告，最后逐條討論章程并選定第一屆理監(jiān)事。推舉翁文灝為名譽理事長、王成祖為名譽副理事長、許逸超為理事長、葛綏成、盧材禾等14人為監(jiān)事，褚紹唐為總干事、葛綏成為總編輯、洪紱、丁錫祉等11人為研究委員。該會成立后為了使外地同行加入便利而更名為“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同時在國內(nèi)各重要城市均進行組織分會。武漢分會由鄒新垓主持；北平分會由王成祖、李良驥二人主持；東南分會由李式金（廈門大學）主持；南京分會由孫承烈（南京中國地理研究所）主持，西北分會由馮繩武（蘭州大學）主持；昆明分會由王立本主持，貴陽分會由王鐘山（貴陽師范學院）主持；臺灣分會由任德庚（臺北師范學院）主持。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已成一全國性的地理學術組織〔6〕。 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其旨趣擬本純學術之立場，探討新地學之真義，以效之方法，使達成教育之目的，并期待群策群力，搜輯地學之新資料，以謀有所貢獻于我國之地理教育”。〔7〕

中國地理教育研究會成立后，會務積極進行，1947年10月21日召開首界理監(jiān)事會，并歡迎中央大學李旭旦教授由美國返國，開會時由李先生報告了美國地理教育狀況，并決定該會刊物名稱為《地理之友》，創(chuàng)刊號于1948年3月出版〔6〕。該研究會的主要活動是編輯出版《地理之友》。翁文灝在其發(fā)刊詞中稱：“地理研究對于國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類文化等，都有莫大的關系?！覈茖W地理師資的缺乏，教材和教法的欠當，是人所共曉的事，以至三十年來的地理教育，始終在非驢非馬的狀態(tài)中?！a救之道不外兩點：一是普及地理教育灌輸正確觀念和知識；二是服務地理界的同志，要從今后下決心訓練自己，同時放棄一味室內(nèi)埋首陳書的陋習，各就所在各地做實地考察。這樣時日一久，自有相當滿意的收獲。我希望‘地理之友’的同志，能負起這等使命！”

至1949年前，《地理之友》共出版兩期，第1 期文章有：許逸超“地理學的因素和原則”、洪紱“地理教育之目的”、葛綏成“記清代地圖學家鄒代鈞”、丁錫祉“地理基圖”、李震明“中國地形的區(qū)分”、楊景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領土之變更”、馬湘泳“錢唐江下游地形實察與今后潮汐之影響”、李震明書評“南海諸島地理志略”、任德庚“新生的菲律賓共和國”、褚紹唐“修正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草案意見書”、章生道“北行紀要”。第2 期文章有：劉恩蘭“我國疆土拓殖的地理背景”、王成祖“地理教材的適用”，劉德生“臺島地形隨筆”、盧材禾、秦華麟“臺北區(qū)域地理”、徐俊鳴“河南的地理形勢和軍略價值”、陳爾壽“當前我國水利建設的三大要務”、章生道“佘山地形考察”、唐永鑾“東北地理景觀”、秦華麟“〔新書介紹〕諶譯中國區(qū)域地理”、陳大森譯“剛果河之游”。許逸超在“地理學的因素和原則一文中認為研究地理的因素可分為兩組九個，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四個半因素。研究地理要根據(jù)因果原則、通論原則、分布原則。分布原則是地理學特有的原則?！暗孛嫔先魏维F(xiàn)象涉及到分布，就含有地理的意義?；鹕降脑蚝同F(xiàn)象，個別敘述，地質(zhì)的意味很濃，但尋求火山的分布，并問為什么地球上的火山帶要環(huán)繞著太平洋沿岸，這就是地理了?！焙芎玫乇硎隽说乩韺W的特質(zhì)。但文中也存在著當時地理學者將自然現(xiàn)象同人文現(xiàn)象簡單類比的問題，“至于我們中國，有人說是老而不死的一個國家；早晚能否大地回春很難推料。我們知道，這種由幼而壯而老而返老還童的輪回哲學，本是地形學的基本原則，今日人文地理的許多現(xiàn)象，也都可以引用了?！焙榧浽凇暗乩斫逃哪康摹币晃闹刑岢说乩淼膼蹏髁x教育功能，“地理學為中學初級教育重要之一門，應使學生認識中國大好河山，無盡之富源，與我刻苦耐勞之人民，從而引起愛國愛鄉(xiāng)之念。學地理始知中國之偉大，其在世界之使命，并藉以明晰中國文化之地理基礎，以冀從因襲的，傳統(tǒng)的文化根基上，創(chuàng)造一個有意識的，合理化的新文化。在物質(zhì)方面，由目前在崩潰中的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重建科學的技術的經(jīng)濟，……。”李震明在“中國地形的區(qū)分”一文中闡述了中國地形的要點、分布、界線、幾種特殊的地形（黃土、赭色砂巖、石灰?guī)r地形、沙漠）和五大地形區(qū)（青藏高原、蒙新沙漠草原地域、北部地域、中部南部地域、東北地域）。王成祖在“地理教材的適用”一文中講述了區(qū)域的順序、位置的意義、地形氣候的比較、分布范圍的確定、統(tǒng)計數(shù)字的應用、時事發(fā)展的詮釋、風土人情的影證、風景區(qū)的描摹、圖解的補充、中外地理的差別十個地理教材適用的問題。陳爾壽在“當前我國水利建設的三大要務”一文中論述了當時我國黃泛區(qū)的復興問題，yva （長江上游水利計劃）的夢想和南北兩大港口（北方塘沽港的繼續(xù)修筑和南方黃浦港的正式開辟）三大水利建設要務。在黃泛區(qū)的復興問題中提出“不僅是希望這個區(qū)域能夠恢復昔日的舊觀，并且可以將‘工業(yè)農(nóng)’的理想在這里作為試驗，……”。它們反映了當時上海地理學和地理教育研究的水平。上海解放后，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繼編了一期《新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理學會成立，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逐并入其中，刊物停辦。

三、地理教育事業(yè)與地理學著作和地圖的出版

上海的地理教育在中國也是較早開始的。1870年，上海同文館開設了地理課〔8〕；1876年創(chuàng)辦的格致書院也開設有地理課〔8〕。1897年創(chuàng)辦的南洋公學也開設了地理課〔8〕，1899年至1903 年中國近代地學大師張相文在此教授國文與地理〔9〕。

1929年，大夏大學高等師范?？崎_設了史地組，后在文學院下設史地系。開設有人生地理、中國地理、外國地理、地理繪圖、地理教學法、自然地理等課程。主要任課教師有：葛綏成、李長傅、鄔翰芳、孟壽椿、王成祖等〔10〕。1931年，暨南大學史地系成立，先后開設了中國地理、歷史地理、地理學史、氣象學、地形學、經(jīng)濟地理、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地圖學等課程。楚圖南、王庸、王勤＠②、王成祖、姚明輝、許逸超、盛敘功、洪紱、王文元、褚紹唐、葛綏成等先后在此開課〔11〕。復旦大學在抗戰(zhàn)期間成立了史地系，其設立的目的是：“養(yǎng)成能獨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養(yǎng)中等學院史地課之良好師資”；“灌輸全校學生以史地知識”〔12〕。開的地理課程有：中國地理、氣候?qū)W、地圖學、經(jīng)濟地理、地學概論、人文地理、亞洲地理、美洲地理、歐洲地理、政治地理。任美鍔、葉粟如、顧頡剛等曾在此任教?！?3〕

這一時期，上海憑借其雄厚的研究、出版力量，出版了許多地理學著述，它們中較有影響的有：葛綏成編著《世界文化地理》、《地理數(shù)學法》、《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地形學》等書；李長傅的《人文地理學》、《地理政治學》、《轉形期的地理學》、《南洋地理志略》等書；盛敘功的《農(nóng)業(yè)地理》、《交通地理》；丁紹恒的《近代本國地理沿革志》；張資平的《地圖繪法和繪制》；楚圖南的《地理學發(fā)達史》等書。地圖出版在國內(nèi)更是一枝獨秀，大量的地圖出版機構（如世界輿地學社、東方輿地學社、大眾輿地學社、中華輿地學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地圖。其中《申報地圖》為我國的地圖出版做出了重要貢獻。《申報地圖》是上?！吨腥A民國新地圖》和《中國分省新地圖》的習慣統(tǒng)稱，是上?！渡陥蟆窞閯?chuàng)刊六十周年而于1930年秋由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開始編繪的。它在地學上的貢獻主要是根據(jù)古今中外經(jīng)緯測量成果，運用等高線，并采用分層設色法編繪，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它為我國地學所做的另一貢獻是為我國培植了地圖印刷力量。（原有人主張到日本小林又株式會社膠印廠印刷，印價較便宜，但丁文江等人最終確定在上海出版）。至1949年后，我國印刷質(zhì)量較高的地圖大都由當時《申報地圖》培植起來的上海中華廠承印〔14〕。

解放前上海地學一百年的發(fā)展過程中，呈現(xiàn)出了從譯介到獨立研究不斷發(fā)展；研究力量從個體到形成組織；內(nèi)容逐漸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地理教育較發(fā)達；地理出版興旺等特征。上海是我國近代地理學研究、教育和傳播的一個重要中心，為我國地理學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參考文獻】

〔1〕王子賢：《簡明地質(zhì)學史》，河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02至206頁。

〔 2〕林超：《中國現(xiàn)代地理學萌芽時期的張相文和中國地學會》， 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地理系資料室。

〔3 〕張?zhí)祺耄骸稄埾辔膶χ袊乩韺W發(fā)展的貢獻——紀念“中國地學會”成立七十周年》，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地理系資料室。作者為張相文堂兄弟。

〔4〕《地學雜志》創(chuàng)刊號：紹介圖書。

〔5〕上海市社會局第五科36組55號（上海檔案局全宗號6、目錄號5、案卷號1807，該資料現(xiàn)藏上海檔案館。）

〔6〕“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務概況”，《地理之友》1卷1期。

〔7〕“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緣起”，《地理之友》1卷1期。

〔8〕唐振唐：《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頁。

〔9 〕張?zhí)祺耄骸皬埾辔膶χ袊乩韺W發(fā)展的貢獻——紀念‘中國地學會’成立七十周年”。

〔10〕《大夏大學年鑒》民國十八年，藏華東師大檔案館。

〔11〕據(jù)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錢今昔教授回憶。

〔12〕復旦大學歷史檔案第5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