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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研究綜述范文第1篇

關鍵詞：社會支持，心理健康，相關變量，

【中圖分類號】G444

現代社會，心理健康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社會支持作為緩解壓力的重要途徑，與心理健康密不可分。從20世紀60年代起眾多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對于幫助人們進一步認識社會心理因素與心理健康的關系有著重要意義。

1.社會支持的概念

社會支持是個多維度的概念，從不同的研究領域與角度會有不同的理解。早期研究者認為社會支持是一種與身體健康有關的社會關系。Walker等將社會支持分為情感支持、物質支持和陪伴。肖水源依據社會支持的性質將其分為兩類：客觀的或實際的支持，包括物質方面的直接援助、社會網絡或團體關系的存在和參與，該類支持獨立于個體的感受之外，是客觀存在的；主觀的、情感上的支持，是個體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滿意程度和情感體驗，與個體的主觀感受關系密切。

總結以往研究可以看出，社會支持實質上是一種人際交往系統，一般由被支持者和一個或多個支持者通過支持組成，其中，被支持者是核心。一般，支持分為三個維度，即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及對支持的利用度。

2.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的關系

學術界對社會支持與抑郁等心理健康狀況的關系歷時已久。19世紀，法國社會學家Durkleim發(fā)現社會聯系的緊密程度與自殺有關；20世紀，社會流行學的研究結果表明，社會隔離或社會緊密程度低的個體身心健康水平較低，而死亡率較高。

社會支持在預防疾病和維護健康中的作用有兩種不同的理論假設模型（宮宇軒，1994）：

第一種是主效應模型。該模型認為社會支持具有獨立性，未必在個體應激時才發(fā)生作用，具有普遍意義上的心理增益作用。無論個體社會支持水平的起點如何，只要增加社會支持，就能提高健康狀況。

第二種是社會支持的緩沖模型。認為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本身并無直接聯系，社會支持通過提高個體對應激的承受和應對能力達到緩減應激事件對心理健康的傷害、提高個體身心健康的作用。

科恩（S.Cohen，1984） 認為，社會支持可能在應激事件與健康狀況的關系鏈接環(huán)節(jié)上發(fā)揮作用。社會支持可以提供問題解決的策略，通過降低問題的重要性減輕應激體驗的不良影響。Brown和Harris（1987）研究表明，社會支持是應激的調節(jié)變量，影響非常明顯。Viswesvaran等（1990）也認為，社會支持對應激過程確有潛在的重要影響。研究生的抑郁情緒與壓力、社會支持以及應對方式密切相關（張月娟，2005）。

領悟社會支持與抑郁存在密切關系。葉俊杰（2006）的研究表明，領悟社會支持不良者的抑郁癥狀更明顯，大學生對社會支持的感知直接影響抑郁程度，且主要通過領悟社會支持對大學生的抑郁情緒起緩沖作用。相對于實際社會支持，領悟到的社會支持對于了解和預測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陽德華，2004）。領悟社會支持在縱向研究中體現出一定的穩(wěn)定性，這與國外的研究一致（Rossetti，2002）。Parker & Bartlett（1988）認為青少年感知到的壓力與選擇、獲得社會支持的能力顯著相關。李偉、陶沙（2003）認為，大學生獲得的社會支持與感受到的壓力感呈顯著負相關；獲得社會支持多的大學生感受到的抑郁、焦慮與獲得社會支持較少的大學生存在顯著性差異。

社會支持對維護個體身心健康的確有一定積極作用，但并不是所有支持均能起到促進保護作用，無論社會支持的總量是大還是小，個體感知到的社會支持才是心理現實（李文道，2005）。只有當外部提供的社會支持作為心理現實納入個體的主觀世界和認知圖式時，這種社會支持才能實際影響個體的行為和發(fā)揮維護心理健康的作用。

3. 社會支持的測量

宮宇軒（1994）認為社會支持的測量可分為四類，即整體結構測量、整體功能測量、特殊結構測量、特殊功能測量。具體地講，（1）整體結構測量是對社會支持的整體狀況進行測量，包括鄰里狀況、個體參與社會活動的狀況；（2）整體功能測量是把各種特殊功能測量結合起來，計算出總分作為支持指標；（3）特殊結構測量是社會支持的單一緯度，可能是量上的，也可能是質上的，常見的指標有朋友的數量、來訪的次數、親屬的數量等；（4）特殊功能測量是采用量表對個體感受到的社會支持所提供的功能進行評定，最早使用此量表是人際支持評價表 （Cohen & Hobeman，1983），它主要測查個體感受到的評價支持，如自信、信息支持及歸屬支持等。

有學者將社會支持從性質上進行分類，然后編制量表。一類是客觀的、可見的支持；一類是主觀的、體驗到的支持，與個體的主觀感受密切相關（肖水源，1987）。此外還有對社會支持的利用情況等。如Sarason等人（1981）編制社會支持問卷 （SSQ），該問卷分兩個維度：社會支持的數量，即需要的時候能夠依靠別人的程度，主要涉及客觀支持；對所獲支持的滿意程度，評定的是主觀體驗。Hendeson等 （1981）的社會交往量表 （ISSI）分為社會支持的可利用度和自我感覺到的社會關系的適合程度兩個維度。Andrews（1978）應用的社會支持問卷分三部分，即危機情況下的支持、鄰居關系和團體參與。Caplan等（1975）編制的社會支持量表包括三個方面，即上司、同事、家人和朋友，共分兩個維度，即情感支持和實際支持。肖水源（1987）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編制的《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RS），包括三部分：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和對支持的利用度，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且簡單易行，被研究者廣泛使用。

4.存在的問題及展望

目前社會支持研究過多地采用量的研究方法，使用質的研究方法進行的研究較少。由于社會支持來源與影響因素多樣化，采用質的研究方法或許能獲得更多富有價值的發(fā)現。其次，多學科知識與研究方法的應用問題。由于社會支持研究涉及的知識相當廣泛，需要采用多種學科知識和研究方法進行科學和系統地研究，從而能全面理解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的復雜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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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研究綜述范文第2篇

關鍵詞：公司治理；內部控制

中圖分類號：C9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6-0044-01

1 公司治理的文獻綜述

“公司治理”概念最早出現在經濟學文獻中的時間是八十年代初期。威廉姆森曾于1975提出過“治理結構”（ovemancestructure）的概念，這與公司治理的概念己相當接近。Phliph和SyevenL：W artick在1988年發(fā)表的《公司治理-文獻回顧》一文中指出，公司治理問題包括在高級管理階層、股東、董事會和公司其他相關利益者的相互作用中產生的具體問題，構成公司治理問題的核心是：（1）誰從公司決策和高級管理層的行動中受益；（2）誰應該從公司決策和高級管理層的行動中受益。當在“是什么”和“應該是什么”之間存在不一致時，一個公司的治理問題就產生了。哈特認為，在以下兩個條件成立的情況下，公司治理問題將產生。第一，組織成員之間存在著問題，或者說是利益沖突問題；第二，存在著交易成本，從而問題小能通過一個完全合同來解決。也就是說，存在問題和小完全合同的情況下，公司治理問題就將產生。公司治理可以當作是對初始合同中沒有特別規(guī)定的問題作決定的一種機制。

2 內部控制的文獻綜述

2.1 國外文獻綜述

內部控制興起于20世紀40年代中期西方國家，總體上說內部控制的發(fā)展基本上經歷了內部牽制、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結構和內部控制整體框架四個階段。早期的內部控制是保護資產的安全完整和財務記錄的可能性，要求企業(yè)對交易實行授權與批準，對資產實行控制，對財務記錄的審核與經營保管職務分離。20世紀80年代，美國企業(yè)出現了大量的財務舞弊現象，一些大公司相繼出現經營失敗，這些現象引起了美國社會各界的空前關注。為了研究經營失敗及虛假財務報告產生的原因，“反對虛假財報告委員會” ( COSO)對則務舞弊事件進行了全而細致的調查研究。通過大量的調查發(fā)現，大部分財務舞弊事件都是由內部失控造成的，Coso隨即開始研究企業(yè)內部控制問題。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了指導企業(yè)內部控制實踐的綱領性文件《內部控制――整體框架》即著名的Coso報告。

2.2 國內文獻綜述

20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期，內部控制初步發(fā)展時期我國的內部控制研究主要側重于會計和審計領域，研究成果主要服務于審計程序與方法的應用、審計成本的節(jié)約、審計效率的提高和審計風險的控制。

（1）政府法規(guī)建設方面。在我國，從20世紀90年代起政府開始加大對企業(yè)內部控制的推行，1996年12月財政部了《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9號――內部控制和審計風險》要求注冊會計師審查企業(yè)內部控制，并提出內部控制的內容包括控制環(huán)境、會計系統和控制程序。1997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頒布《加強金融機構內部控制的指導原則》，1999年中國證監(jiān)會《關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項資產減值準各等有關事項的通知》、1999年10月修定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2000年1月國家審計署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審計準則》都從不同方面對內部控制建設提出了明確要求。這一時期的法規(guī)的出臺，基木上都是圍繞確保企業(yè)資產的完整、會計核算資料的真實為主要目標的。

（2）理論研究方面。這一階段的理論研究主要側重介紹歐美國家內部控制思想，以及如何從審計會計方面，加強企業(yè)內部控制。閻達五、楊有紅等以會計控制為主線研究內部控制，石本仁，方紅星等以審計為目標導向對內部控制進行相關研究。李鳳鳴、吳水澎等結合COSO框架進行內部控制研究，介紹了該框架的部分內容，并從內部控制的整體架構、設計和評價、風險管理等方而來闡述內部控制理論。

3 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想關聯的文獻綜述

3.1 國外文獻綜述

有關內部控制與公司治理關系的研究，國外主要是以卡德伯利報告、哈姆佩爾報告和特恩布爾報告，以及COSO的內部控制框架和OECD《公司治理原則》為代表。其中，前三者被稱為英國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研究歷史上的三大里程碑。

早在1992年，卡德伯利報告就從財務角度研究公司治理，將內部控制置于公司治理的框架內，明確要求公司建立審計委員會、實行獨立董事制度，并以內部控制、財務報告質量以及公司治理之間的相互關系為前提，明確要求公司改善內部控制機制，建議董事會應就公司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fā)表聲明，外部審計師和審計委員會應對董事會發(fā)表的聲明進行復核。

1999年被作為公司治理委員會綜合準則指南的特恩布爾報告指出，董事會應對公司內部控制的有效性負責，制定正確的內部控制制度并尋求日常的保證，使內部控制系統能有效發(fā)揮作用，還應進一步確認內部控制在風險管理方面是有效的。其別指出，董事會應在謹慎、仔細了解相關信息的基礎上形成對內部控制是否有效的正確判斷。

2004年DECD《公司治理原則》規(guī)定：公司治理結構應確保董事會對公司的戰(zhàn)略指導和對管理層的有效監(jiān)督，對公

司和股東的責任和忠誠。同時，要求董事會確保公司會計和財務報告制度的完整性，其中包括獨立審計師的完整性，確保公司具備恰當的控制制度，特別是風險管理制度，財務和營運控制制度等，確保公司的行為不違反法律和相關的準則等。

3.2 國內文獻綜述

（1）內部控制與公司治理的關系。主要有四種觀點，混合論，即將兩者混合在一起，不加區(qū)別的相互串用;割裂論，即將兩者完全分割開，彼此將對方視作無關聯因素;環(huán)境論，即將公司治理作為內部控制的環(huán)境看待，例如吳水澎指出公司治理結構是內部控制的環(huán)境因素，閻達五也指出內部控制框架與公司治理機制是內部控制管理監(jiān)控系統與制度環(huán)境的關系；嵌合論，在2005年由李連華提出了，認為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之間是一種互動關系。

（2）不同產權結構下內部控制的效率。一般認為，不同產權結構下的內部控制特別是內部會計控制具有不同的效率，私有產權結構下獨資企業(yè)的內部會計控制對員工具有較高的效率，但對業(yè)主往往是失敗的;而合伙企業(yè)內部控制的效率則主要取決于在合伙契約及相關規(guī)章中對內部控制制度的設計。國有獨資企業(yè)是公有產權結構企業(yè)的典型代表，這類企業(yè)的內部控制很多處在初稚狀態(tài)，流于形式，內部控制效率極低?；旌袭a權結構下的現代股份公司則由于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使得內部控制具有極高的效率。關于不同產權結構下內部控制的效率分析，各方的意見比較統一，主要的研究者包括馮均科，李培根、李希富。

（3）通過公司外部治理手段來克服內部控制的局限性和完善內部控制機制。劉明輝、張宜霞認為，傳統意義上的內部控制局限在一個較小的范圍內，其目標沒有與企業(yè)的整體目標相結合，從而導致不能從企業(yè)整體的角度構建內部控制。因此，應該打破傳統內部控制的狹隘性，拓寬內部控制的內涵，由局部的會計控制、財務控制擴展到整個企業(yè)的資源管理控制，并在今后的制度建設中重視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己形成企業(yè)內部控制和資本市場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huán)。

4 結論及今后研究方向

內部控制發(fā)展至今，其內涵已大大延伸，與公司治理有著越來越多的結合點，因此以后無論在理論還是實務中，都應將內部控制問題置身于一個更大的環(huán)境中來研究和對待。內部控制與公司治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嵌合關系，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完善的公司治理有利于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執(zhí)行，健全的內部控制也將促進公司治理的完善和現代企業(yè)制度的建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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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研究綜述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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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IER EMERGENCY MANAGEMENT NEEDS HOLITIC GOVERNANCE THINKING

Zhang Peng

社會治理研究綜述范文第4篇

關鍵詞：企業(yè)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研究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28（2012）11-09 -03

企業(yè)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以下簡稱　CSR）的研究源于上世紀20年代，主要是由于企業(yè)為追求利潤，無視企業(yè)社會責任，在與消費者、員工、供應商、投資者、債權人、政府、社區(qū)的關系處理方面，不斷暴露出許多問題，如產品質量與安全、侵害員工權益、拖欠供應商貨款、偷稅漏稅、環(huán)境污染與生態(tài)破壞問題等。企業(yè)的不良表現引起了社會公眾、企業(yè)管理者、學者以及政府的廣泛關注，諸多學者展開了對社會責任的研究，CSR的理論和實踐得到了迅速的發(fā)展。

早期對CSR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yè)是否應該承擔社會責任的爭論上。經過幾十年的辯駁，社會責任得到學術界和企業(yè)界普遍認同。近些年來，CSR與績效的關系、消費者對企業(yè)承擔社會責任的響應、CSR標準和評價體系、CSR的影響因素、CSR與公司治理、CSR的信息披露研究構成了國內外學者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CSR與績效關系研究

為了驗證企業(yè)承擔社會責任與企業(yè)績效的關系，從20　世紀70年代開始，許多學者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研究結論主要有正相關論、負相關論和不相關論。正相關論是多數學者所得到的結論，包括Bragdon　＆　Marlin（1972）、Parket?。ΑilBed（1975）、Cochran　&　Wood，（1984）、Johnson　&　Greening（1994）、Dowell　et　al（2000）等；負相關論主要有Vance（1975）、Freeman　和Jaggy（1984）、Arlow，Ackelsberg（1991）等；不相關論主要有Anderson?。Αrankle（1980）、Mc　Williams　和Siegel（2000）等。

近幾年我國學者也開始從理論和實證研究探討CSR與財務績效的關系，如方苑（2008）、張洪波（2009）、張文寶（2010）的研究結果均表明CSR與財務績效呈正相關性；溫素彬（2008）、史艷青（2010）研究表明企業(yè)履行社會責任對其長期財務績效具有正向影響作用。姜啟軍（2009）發(fā)現，短期內履行CSR的企業(yè)的利潤不一定超過不履行CSR的企業(yè)。李建升、林巧燕（2007）認為CSR對企業(yè)財務績效的影響不確定。

國內外學者的大部分實證研究表明CSR與財務績效是正向相關的，但仍有一些研究發(fā)現CSR與財務績效之間存在負向關系或沒有關系。導致上述不同結果主要是由于各研究中對CSR和財務績效的衡量標準、采用的樣本、研究方法各不相同。

二、CSR標準和評價體系的研究

隨著企業(yè)社會責任研究和實踐的深入，出現了一些衡量企業(yè)社會責任的標準和評價體系，進一步促進了企業(yè)社會責任的發(fā)展。目前，國際上比較有影響力的衡量CSR的指標體系，有道瓊斯可持續(xù)發(fā)展指數（DJSI）、多米尼社會責任投資指數（KLD）和全球報告倡議（GRI）和ISO26000。DJSI關注企業(yè)發(fā)展對環(huán)保、社會和經濟發(fā)展的三重影響；多米尼400社會指數由KLD公司，評估企業(yè)在環(huán)境、多元化、員工關系、人權、社區(qū)關系以及產品質量和安全七個維度的內容；GRI《指南》從經濟、環(huán)境和社會業(yè)績三個角度（亦稱“三重底線”）出發(fā)，指導企業(yè)編制可持續(xù)發(fā)展或社會責任報告；ISO26000標準具有極廣的適用性，覆蓋了組織管理、人權、勞工、環(huán)境、公平經營、消費者權益保護、社區(qū)參與、社會發(fā)展、利益相關方合作等社會責任九個方面內容。目前我國比較有影響力的社會責任標準和評價體系有《中國公司責任報告編制大綱（草案）》、《中國公司責任評價辦法（草案）》，所界定的公司責任包括股東責任、社會責任和環(huán)境責任。從行業(yè)的角度，中國紡織企業(yè)社會責任管理體系（CSC9000T），對紡織業(yè)中CSR的要求作了較全面的規(guī)定，側重強調了員工權益方面的內容。

除以上的衡量CSR的體系外，學者們運用了各種方法和工具對CSR進行測量和評價。如Folger　&　Nurt（1975）采用污染指數評價社會責任，還有些學者使用企業(yè)在社會上的聲譽來衡量和評價CSR（如Jean　&　Alison，1988；Simpson　&　Kohers，2002）。財富企業(yè)聲譽報告是在企業(yè)聲譽評價方面經常被使用的指標。以上各種評價工具的指標雖然易于獲得，但是測量結果無法綜合反映企業(yè)的整體社會績效狀況，具有局限性?；诖耍芏鄬W者（Modic，1988；Carroll，2004；Thompson&Zakaria，2004；Di2ma　Jamali，2008）通過考慮企業(yè)對利益相關群體承擔社會責任的情況來衡量企業(yè)整體社會績效水平，其中影響最大的是Jeffery　Sonnefeld（1982）的外部利益相關者評價模式和Clarkson（1995）的RDAP模式。除此之外，E.　K.　Laitinen（1996）等很多學者通過財務指標對CSR的績效進行評價和研究，做出了較大貢獻。但利用財務指標對CSR雖然客觀公正、具有可比性，可往往不夠全面，一些不能用財務指標衡量的CSR無法納入評價體系。

國內學者也對社會責任的評價體系進行了積極的研究。馬學斌、徐巖（1995）、陳留彬（2006）、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2006）、李立清（2006）、王紅英等（2006）、金碚等（2006）、陳留彬（2007）、盧嵐（2007）、李雄飛（2007）、辛杰（2008）、黎友煥等（2010），基于利益相關者角度，運用模糊評價法、層次分析法等不同的方法，立足于我國的具體情況，建立了不同的CSR評價指標、標準和體系。還有很多學者從不同的研究視角對中國CSR指標體系進行探討，如金立?。?006）基于消費者視角，開發(fā)了一組用于測評企業(yè)社會責任運動的量表體系，并對其進行了實證檢驗。這些研究能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立足中國企業(yè)實際情況，建立的評價指標和體系比較全面、具有操作性，但仍存在局限性，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加以實際應用、檢驗和推廣。

三、基于消費者響應視角的CSR研究

在推動CSR的各個因素中，消費者占據越來越大的比重，發(fā)揮越來越大的作用。Webster（1975）提出了“社會責任意識消費者”的概念。Ross（1990，1992）等發(fā)現部分消費者購買某些產品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企業(yè)對公益事業(yè)的支持。進入21世紀，從消費者角度對CSR的研究主要聚焦在CSR與消費者響應關系的實證研究。Mohr，Webb和Harris（2001）基于前人對消費者社會意識的研究提出了社會責任消費者行為的概念，并認為消費者因人口統計特征的差異而具有不同的CSR感知水平。Sen和Bhattacharya（2001），Mohr和Webb（2005）等研究發(fā)現企業(yè)的社會責任活動能對消費者的購買意圖、產品評估、公司的評價等產生積極的影響。

近年來國內學者也開始從消費者的視角研究CSR問題。其中一部分研究主要通過問卷調查的形式來了解消費者對社會責任的認識。如鄭廣懷（2004）研究顯示，中國消費者更多關心的是與自我利益關系密切的問題，對工人權益問題采取了較為冷漠的態(tài)度。郭紅玲（2007）研究了我國消費者對Carroll企業(yè)社會責任四項內容的看法。另一些學者通過問卷調查、實驗、情景模擬等方式，實證研究企業(yè)承擔社會責任是否對消費者產生影響及二者關系的影響因素。如金立?。?006），周祖城、張漪杰（2007），周延風、羅文恩、肖文?。?007），吳思、鄭美穗、石恒（2007）等人的研究結果表明，不同維度的社會責任行為對消費者的產品質量感知、購買意向、品牌忠誠均有顯著的積極影響。

這些文獻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說明了CSR行為會影響消費者對企業(yè)的認識，并進一步影響其消費行為，從而直接影響企業(yè)的生存和發(fā)展。雖然我國近些年經濟發(fā)展較快，但我國公眾的社會責任意識、社會責任購買行為與發(fā)達國家存在著較大差異；同時由于各個行業(yè)企業(yè)承擔社會責任的內容存在差異，因此需立足我國消費者現實狀況，針對不同的行業(yè)特性，進一步研究中國消費者有哪些社會責任需求以及消費者對社會責任的響應狀況及影響機制。

四、CSR的影響因素研究

要促進企業(yè)履行社會責任，必須識別影響CSR水平的關鍵驅動因素，找到CSR行為的契入點。國外學者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Johnson　R　A.和Greening　D　W.（1999），Lepoutre　J和Heene　A.（2006）等研究表明，企業(yè)的規(guī)模越大，企業(yè)的社會責任水平就越高。Menguc　B與Ozanne　L　K.（2005）研究發(fā)現，企業(yè)的環(huán)境責任行為與企業(yè)利潤率及市場份額顯著正相關。

對于CSR的影響因素，國內學者也進行了有益的研究。李雙龍（2005）認為CSR的影響因素包括國家的歷史、文化、制度、與社會發(fā)展水平；國際社會中發(fā)達國家和跨國企業(yè)的社會責任標準；利益相關者對于社會責任的要求；企業(yè)的所有制性質、預期的心理、規(guī)模的大小等。耿和江等（2008）認為CSR受法規(guī)、倫理道德文化、盈利能力、企業(yè)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謝佩洪等（2008）認為CSR受內在的利益驅動機制和外在的合法性機制驅動。辛杰（2008）研究表明CSR的影響因素包括客戶與環(huán)境利好、員工文化形象、管理創(chuàng)新與競爭力、和諧經濟與國際社會、外部利益相關者、風險規(guī)避等。楊春方（2009）研究結果發(fā)現，出口行為、創(chuàng)新能力、管理能力、財務狀況等因素對提升企業(yè)的社會責任水平有顯著影響?？傮w來說，我國對CSR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較少，同時對影響因素全面系統的研究并不多見。

五、CSR與公司治理研究

圍繞CSR與公司治理，國外學者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Bryan　W.　Husted　（2003）就企業(yè)參與何種CSR活動和降低參與成本進行了研究，并總結了各種條件下最有效的CSR　治理模式，提供了很好的CSR　具體實施模式。

在我國，多數研究認為，企業(yè)應將社會責任作為公司治理的新內容，在公司治理中加入承擔社會責任的制度安排與機構設置等。韻江、高良謀（2005）提出了一個價值嵌入下的公司治理、組織能力和社會責任的CGR整合框架；宋華（2006）探討了公司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結構之間的互動關系，認為股東、職工、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應成為公司的治理主體。劉新民（2008）、張兆國等（2008）、王陽（2009）等均提出應基于社會責任對公司治理模式進行重塑，建立包括各類利益相關者參與治理的公司治理模式。從現有的成果看，針對CSR與公司治理的研究主要是規(guī)范研究，實證研究較少。

六、CSR的信息披露研究

已經有不少發(fā)達國家，如法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美國等都通過相關立法，要求企業(yè)披露其社會表現。國外部分學者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狀況開展了實證研究，如Cowen（1987）研究表明，公司規(guī)模、所處行業(yè)、是否存在社會責任委員會與企業(yè)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正相關，而盈利能力則與CSR信息披露不相關。

我國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部分學者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現狀進行了分析，黎精明（2004）、陳政（2007）研究了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主要形式；沈洪濤、金婷婷（2006）、李正、向銳（2007）對信息披露的內容、質量方面進行了研究。沈洪濤（2006）通過實證發(fā)現規(guī)模越大、長期企業(yè)盈利越好的公司越傾向披露社會責任信息。陳文婕（2010）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企業(yè)規(guī)模、企業(yè)盈利狀況與CSR信息披露水平正相關，股東獲利能力、獨立董事人數與CSR信息披露水平顯著負相關，而財務杠桿、企業(yè)成長能力和股權集中度對CSR信息披露水平呈不顯著的負面影響。從目前我國對CSR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來看，實證研究起步較晚，研究成果有待進一步擴充。

綜上所述，國內外研究者在CSR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有許多問題還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對我國的研究者來說，應積極借鑒西方CSR理論與實踐經驗，展開本土化探索，進一步加強規(guī)范和實證研究，探討我國CSR的實施效應、影響因素和作用機制，建立符合中國特定背景的CSR　測評指標、認證體系、公司治理模式，推進我國企業(yè)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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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研究綜述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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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與研究生創(chuàng)新能力的培養(yǎng)》（“四川省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西華師范大學四川省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資助、立項項目”，2012），項目編號：CSZ12075

作者簡介：覃世艷（1978-），女，西南交通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博士；董波（1975-），男，四川音樂學院社科部副教授，西南交通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