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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文化逐漸在中國現(xiàn)代文化傳播過程中嶄露頭角,取得一定的地位和成就。但緊緊依靠傳統(tǒng)的印刷作為傳播方式的話,取得的成就并不明顯。因此,必須跨越國界以及現(xiàn)代文化等多種因素的限制,通過視覺讓大眾深刻感受到該文化所要傳播的主要思想,從而取得不錯的成績。舉個例子,初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著名作家莫言,他對電影的宣傳作用從來都是毫不諱言,他認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必須走向世界,并標明開啟世界上中國文學先鋒的是著名導演張藝謀與陳凱歌兩位。由此可見,影視行業(yè)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傳播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時,人們在欣賞電影的同時,還會通過其中的文化、風土去了解該國家的文化,因此,影視行業(yè)可以被理解成中國現(xiàn)代文學走向世界的“領導者”。
二、進一步加強對翻譯出版的重視
在海外翻譯出版的作品中,莫言是被接受與研究的最廣泛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不僅被翻譯成德語、法語及英語,同時,還被翻譯成越南語、日語以及韓語等多種語言,可謂是當前被翻譯出版最多的一位作家。更重要的是,莫言的作品還在不同國家獲得了最高的獎項和榮譽,使中國文化在世界上廣為流傳。顯而易見,必須加強對翻譯出版工作的重視。早先,歌德在閱讀中國的文學作品之后,提出了“世界文學”。由此可見,歌德之所以能夠詳細地了解中國的文學,主要是得力于他的翻譯水平及能力。面對這樣的一個現(xiàn)狀,我們必須進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其實,很早之前,也就是中國時期,我國有過兩次將中國文學推向世界的機會,可惜,最終被錯過,卻使得中國市場上出現(xiàn)了很多翻譯過來的國外著名作品,照此一來,我國文學所特有的文學價值及重要意義就此被忽略。并且,在當前發(fā)展過程中,我國已經有了專業(yè)的翻譯出版社,比如,上海的譯文出版社及外國文學翻譯出版社等多個出版社。他們所翻譯的國外作品取得了相當不錯的評價,在業(yè)界具有很好的口碑。當然,在此告訴大家在翻譯作品的時候必須堅持“保護該民族的文字和語言本質”,這樣做也是對該國家文化的一種尊重。
三、積極吸取國外作品的精華作為己用
著名哲學家羅素曾經這樣講:相互不同的文明之間的接觸是人們進步的最主要表現(xiàn)。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國著名作家莫言,在他的《紅高粱》作品中,他按照時間順序講述男主人公的戰(zhàn)爭生活,繼而運用倒敘手法描述男主人公與女主人公之間的感情糾葛,表面上看,這并不是完整的敘述方式,屬于集多個敘述方式為一體的敘述手法,把一段簡簡單單的感情描述得撲朔迷離,使其獨有的魅力及吸引力大大地提高。更重要的是,從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去看待“爺爺和奶奶”之間的情感故事及當?shù)氐纳顨v程,利用對其獨具敢愛敢恨氣質的自由個體生命的贊揚,展現(xiàn)出當?shù)靥赜械拿褡逦幕帮L情。與之不同的是著名作家??思{,他擅長于寫南方區(qū)域的一些事情,但是,莫言卻將東北鄉(xiāng)描述成一個包羅萬象的王國。例如,在??思{的作品《喧囂與騷動》中,從一個的孩子的角度出發(fā),去描述這個周密、完整、獨具特性及普通性的國度,將不為人知的故事講述得更動人。而利用班吉的角度出發(fā)看世界和了解周圍所有的一切,即便是感受到了,最終卻什么也說不出來,唯一能感受的只有對人類的悲哀,憐憫之情。在寫作過程中,必須積極吸取國外作品中的精華,為自己所用。同時,還必須對自身進行反思,放眼于世界?;谖覈幕兔褡宓奶厣M行作品創(chuàng)作,吸取國外作品的精華,逐漸打破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枷鎖,融入新的一些元素,促使我國立足于世界,向大眾宣傳我國現(xiàn)代文學及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等。
四、結語
論文關鍵詞:儒學法治仁禮
一
在中國從古至今的所有思想學說中,儒學之于國人猶如基督教之于西方人,是對中華民族產生影響最大的學說。儒家文化獨生成于華夏沃土之上,產生于春秋,由孔子創(chuàng)立。在“禮崩樂壞”的背景下,孔孟上承周文教化,通過“損益”改造,將禮樂法規(guī)轉化為人自覺的道德實踐,從而奠定了儒家內圣外王之學的基調。荀子鑒于戰(zhàn)國列強競雄、法家崛起的新情況,隆禮重法,溝通儒法,突破了孔孟儒學的傳統(tǒng)。經秦朝幾近毀滅性的打擊后,儒學在漢初無為而治的氛圍中得以復蘇,至漢武帝時,董仲舒順應時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逐漸成為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進行封建統(tǒng)治的思想支柱。隨后,由于老莊之學的宗教化并借黃老遺風而流行和佛教的傳入,儒學曾一度“獨尊”不再,但經韓愈的道統(tǒng)論及李翱的復性說后,儒學再度復興。宋明儒家面對佛老盛行、儒學勢微的局面猛然覺醒,重建孔孟道統(tǒng),傳統(tǒng)儒學進入到另一個發(fā)展階段。
儒學在中國古代的發(fā)展雖是一波三折,但其歷史連線始終沒有中斷。儒學的生生不息除了依靠于儒者們的不懈努力外,還得益于儒學自身所具有的極強的再生能力和容納、同化別種文化的能力,以及長時間生存于宗法農業(yè)社會土壤之上的國人的民族認同心理。儒家文化所倡導的“仁”“禮”“義”等千年來始終貫穿于國人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飲食男女到經濟政治。儒家倫理法的“思想形式經封建統(tǒng)治集團的認可而成為長期占主流地位的統(tǒng)治思想,并在其不斷的社會化、政治化、法制化過程中逐步形成一種法文化的心理積淀和傳統(tǒng),成為中華民族的固有法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是起主導價值的部分”。[1](P137)在現(xiàn)代法律制度的構筑過程中,盲目地割斷歷史的內在聯(lián)系而建立的法制只可能是空中樓閣。離開一定法律傳統(tǒng)形成的現(xiàn)代法治的內在歷史根基是不牢固的,“法律的精神應體現(xiàn)民族精神”。[2](P471)我們可以從橫貫中華數(shù)千年史、占據國人文化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中尋求法治的根基。
二
縱觀儒學發(fā)展史,“仁”與“禮”這兩個命題貫穿于儒家法發(fā)展始終。從孔子提出“仁”的學說、孟子的仁政論,到韓愈的博愛釋仁,再到譚嗣同的維新仁學;從前儒學時期——西周的“禮外無法、法在禮中”到西漢的“春秋決獄”再到唐朝時的“納禮入律”以及之后“禮法合一”狀態(tài)在中國的千年存續(xù),都證明了“仁”、“禮”在中國儒學發(fā)展中所起的主線作用。既然如此,本文將以“仁”、“禮”為坐標原點,去把握源自西方的當今法治理念。
(一)“仁”
“仁”的學說自春秋開始發(fā)展。阮元《論語論仁論》云:“春秋時孔門所謂仁也,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盵1](P208)“相人偶”,指二人以上的互相關系。仁,就是關于人的關系的原則?!抖Y記·中庸》曰:“仁者,人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孟子也說過:“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可見,“仁”的基本含義就是“愛人”,仁學即為愛人學?!叭蕦W的創(chuàng)立,標志著中華民族認識史上由神本位過渡到了人本位,由神道發(fā)展到了人道”,[1](P204)“社會發(fā)現(xiàn)了人,人發(fā)現(xiàn)了自身的價值”。[1](P202)
現(xiàn)代法治同樣以人的尊嚴與價值作為其追求,古老的仁學與現(xiàn)代的法治在穿越了千年時空隧道后暗中契合。西方法治觀念中對人的尊嚴與價值的尊重這一內涵來源于文藝復興運動。文藝復興通過復活希臘時代的知識擺脫了中世紀神學對人性的壓抑與束縛,重視人本身的存在與價值。自此以后,歷經數(shù)位法學家對法治觀念的塑造,尊重人的尊嚴與價值成為西方法治觀念的應有之義。
雖然中西“人學”的涵義不盡相同,但中國古代“仁學”與西方文藝復興作為“尊重人的價值”理念的源頭,同樣是歷史擺脫“神道”走向“人道”的發(fā)展。
但二者卻在中西方有著不同的發(fā)展徑向。中國的“仁學”早在其創(chuàng)始人孔子那里就打了折扣,為了“吾從周”(《論語·八佾》)的政治抱負,孔子的人學帶上了濃重的國家政治色彩。孟子則明確地將孔子所探討的一般人的仁具體化為統(tǒng)治者的仁。[3]P145之后,“仁學”更加明確地走向“君愛民”、“官愛民”的道路,成為典型的民本主義(而非人本主義)。中國仁學的發(fā)展使得“人”剛剛從“天”那里解放出來卻又走進另一個牢籠——“聽命于君”。這就導致了后來中國行政權高于一切的狀況,個體人的價值被無限膨脹的行政權埋沒。而西方文藝復興之后,人的尊嚴與價值經由古典自然法學派闡釋后,個人的權利與自由被抬高到無以倫比的地位。洛克“認為人生而自由、平等,享有支配自己財產的自然權利”,[4](P123)盧梭也指出,“每個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享有一定的自然權利”。[4](P135)正因為重視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孟德斯鳩在他“自古以來的經驗表明一切被授予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8](P128)的前提結論下設計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政體模式。權力制衡的模式使得行政權無法恣意膨脹以至侵犯到人權。古典自然法學派對個人尊嚴與價值的推崇至今影響著西方社會,成為西方法治社會建立的基本出發(fā)點。
同是關乎“人”的學說之所以在中西兩方有截然不同的發(fā)展徑向是由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客觀歷史條件所造就的。然而,現(xiàn)今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呼喚個體人的尊嚴和價值得到重視,在中國存續(xù)幾千年的行政權淹沒個人權利的狀況已大大不利于法治秩序社會的形成,從而阻礙了中國物質、精神文明的向前發(fā)展。“仁”學向其始義的復歸是中國法治現(xiàn)實狀況的要求。重視人,關注人,以人為本的法治理念在國人心目中的樹立可借助古代“仁”學的螺旋式上升型闡釋得到實現(xiàn)。從而使上述中西兩徑達到殊途同歸的效果(二)“禮”
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有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政”同政令;“德”,道德原則;“禮”是道德規(guī)范。意為:單靠政令刑法,雖在禁民為非方面能奏一時之效,但卻不能使民產生羞恥之心,如此則難免日后再去犯罪??鬃釉谶@里并不是一般地反對政令刑法,而是反對不道德、反人道的政令刑法。荀子說:“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荀子·勸學》)意為:道德是法的根本,是法律的指導原則。這樣一來,道德成了法律的靈魂,法律成為“禮法”。正如荀子在《修身》篇中說的:“禮者,所以正身也……故非禮,使無法也……故學也者,禮法也。”真正的法律必須要蘊含一定的道德精神。先秦大儒們的主張基本是停留在理論層面上,漢代董仲舒則利用“春秋決獄”開啟了禮法理論轉化為實踐之先河,儒家經典《春秋》成為司法審判的依據。之后,儒學又通過“決事比”的方式滲入到立法領域。據《后漢書·應劭傳》記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shù)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薄洞呵餂Q獄》一書在當時經皇帝的認可,起到了“判例法”的作用,故可以說該書獲得了某種立法意義,而體現(xiàn)在該書中的儒家道德變成了法律原則。“引經決獄”又開啟了“引經注律”之風,隨著“一準乎禮”的《唐律》的出現(xiàn),儒家道德的法律化過程也告完成。謂之“禮法合一”的道德化法律千百年來存續(xù)于中國封建社會。
再來看看現(xiàn)代法治與道德的關系。王人博先生說,在法治結構里,道德價值始終占
據著重要地位。法治不但需要權力的支持,更需要道德的支持。這是法治作為一種價值實體不同于“法制”的關鍵所在。“法制”雖然能夠得到道德的支持,但有無道德的支持并不影響“法制”的現(xiàn)實存在。如希特勒的法律,從道德價值上認識這種法律,它是違反正義原則的,但這并不妨害法西斯作為一種“法制”的存在。與此相反,法治不但追求法律的實效,更重要的是追求道德價值的實現(xiàn)。法治與道德價值緊密聯(lián)系,須臾不可分離。博登海默(EdgarBodenheimer)說:“那些被視為是社會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當原則,在所有的社會中都被賦予了具有強大力量的強制性質。這些道德原則的約束力的增強,當然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原則而實現(xiàn)的?!盵5](P374)傅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書中也專門就法律與道德關系進行了探討:道德分為“愿望的道德”和“義務的道德”,前者是人們對至善的追求,若不去追求愿望的道德也不會受人們的譴責;后者則是對人類過有秩序的社會生活的基本要求,人們遵守了它也不會受到贊賞。義務的道德可以直接轉化為法律,而愿望的道德則間接對法律產生影響。傅勒的上述觀點強調了法律與道德的密切聯(lián)系并肯定了法律的道德取向。
在對于道德的重視方面,儒家法與當今法治在橫亙千年后又不謀而合。道德與法律的命題,在上升發(fā)展的同時也在復歸,我們在儒家法文化里重新尋得道德之于法律的價值后,再給其注入時代的新鮮血液,使其符合現(xiàn)代法治的要求,從而完成這一命題的向上發(fā)展。
傳統(tǒng)儒家道德法的積極性價值對于目前中國的法治建設是有益的。如此,既可以解決民族認同感、法律移植與本土傳統(tǒng)資源相結合的問題,又可以達到現(xiàn)代法治蘊涵的要求。例如,在國家立法中,根據合乎時代的道德精神進行法律體系建設,以保證被制訂出來的法為“良好的法律”。[6](P199)現(xiàn)代法治應該建基于合乎時代道德精神的“良法”之上。再如,強調禮、德,可以喚起人們的良知,變被動守法為自覺守法,正如古代中醫(yī)學”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名論,道德對犯罪有著預防作用,而“預防犯罪(又)比懲罰犯罪高明”。[7](P104)
結語:曾無數(shù)次被歷史重述的中華儒學在當今這個法治時代里將再次得到重述。儒學的再次重述不僅利于中國現(xiàn)代法治內在傳統(tǒng)根基的建立,亦將新的精神內涵賦予傳統(tǒng)法制,歷史在傳承的同時獲得了新的生命內涵,這有助于中國法律文化在延綿不斷的時空中續(xù)寫其生生不息的歷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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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xiàn)代文學和日本現(xiàn)代文學經過長期的發(fā)展已經逐漸趨于成熟和完善,對二者之間的差異和共通性進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因此,本文結合筆者實踐經驗,從現(xiàn)代文學的本質從發(fā),分析了中日兩國現(xiàn)代文學的主要特征及其發(fā)展的基礎上,分別對中日文學的差異和比較意義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
中日;現(xiàn)代文學;比較;分析;思考
1、引言
中日現(xiàn)代文學之間一直有著特殊密切的關系,二者互相推進、互相影響,因此,無論對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來說,還是對于日本文學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中日現(xiàn)代文學都是在特定歷史時期下的產物,二者均經過了社會的變革、時代的進步,在本國文學的基礎上,吸收了國外的先進文化并加以創(chuàng)新,而正是在新舊文學的傳承過程中,中日現(xiàn)代文學進行了交融和碰撞。
2、現(xiàn)代文學的本質
現(xiàn)代文學主要是指在國家社會內部發(fā)生歷史性變化的條件下,廣泛接受外國文學影響而形成的新的文學,它不僅用現(xiàn)代語言表現(xiàn)現(xiàn)代的某些思想,而且在藝術形式與表現(xiàn)手法上對現(xiàn)代文學進行了革新,建立新的文學體裁,創(chuàng)造新的文學內容,從而與世界文流相一致,成為真正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文學。文學主要以對社會的反映為基礎體現(xiàn)出一定的精神世界,而隨著目前社會的發(fā)展,其內容和形式等也在發(fā)生著改變,以中日現(xiàn)代文學為例,其經過了長期的發(fā)展已經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現(xiàn)代文學體系。
3、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特征及其發(fā)展
我國的現(xiàn)代文學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的“五四”與文學革命,當時中國正在遭受著帝國主義的入侵,民族危機日益加重,先進的知識分子受到西方先進文化的啟發(fā),開始對我國的文學進行革新以達到喚醒中華民族的覺醒。因此,中國現(xiàn)代文學和人民群眾的結合比以往更深,是以現(xiàn)實主義革命為主體,同時包含有多種創(chuàng)作方法與文學流派的文學。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展過程中,文學大家魯迅的很多作品為我國現(xiàn)代文學開辟了廣泛的道路,隨后冰心、郁達夫、郭沫若、朱自清以及葉圣陶等眾多文學大家更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因此,可以說我國的現(xiàn)代文學深受西方文學的影響,是我國文藝運動實踐與文學思想的深度融合,民族特色鮮明、藝術個性明顯,再加上以魯迅為代表的文學大家做出的突出貢獻,更是奠定了新文學的現(xiàn)實主義基礎。
4、日本現(xiàn)代文學的特征及其發(fā)展
日本的文學深受其地理條件和社會條件的影響而具有獨特的特點,在近代之前,其主要以短小、結構單純的短歌為主,而之后向著連歌發(fā)展。纖細和含蓄是該時期日本文學的突出特點,同時其文藝觀也是以真、艷、寂、哀為主,直到后來的大變革時期,日本向中國大陸全面開放。在漢字,漢語乃至漢詩,漢文,遠洋一至日本,便形成日本文學的重要分支———韓文學,繼而創(chuàng)造了獨具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學作品。繼而出現(xiàn)了江湖元祿和奈良平安文學,同時日本的發(fā)展為日本資產階級文學的產生和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
5、中日現(xiàn)代文學的比較分析
5.1中日文學的差異中日文學由于處于不同的社會和時代環(huán)境下,表現(xiàn)出一系列明顯的差異性,首先,中國的文學是現(xiàn)實主義文學,而日本文學主要是有情的文學,屬于超現(xiàn)實主義的范疇。其次,中國的現(xiàn)代文學更加注重風骨,對言志比較看重,主旨比較鮮明,而反觀日本文學,更加崇尚言情,輕快優(yōu)雅,比較喜歡朦朧微妙;第三,我國現(xiàn)代文學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而日本的現(xiàn)代文學則受佛道遁世思想的影響。最后,我國的很多文學都和政治息息相關,很多都是俯瞰社會,關注蕓蕓眾生,很少表露自己。相比之下,日本的現(xiàn)代文學卻是和政治的關聯(lián)性并不強,其關注的大多數(shù)角度都是宮廷婦女與隱逸者,余情與暗示經常在作品中展現(xiàn)。
5.2中日文學比較的意義雖然中日文學分屬于兩個獨立的體系,雙方的差異性比較明顯,但是仍然可以找尋到一些共通之處,究其原因,和雙方的發(fā)展背景相似有著直接的關系,兩國都是以接受歐洲近代文學為契機而建立的日中兩國近代文學,只是從明治時期開始逐漸拉大了距離。而隨著近現(xiàn)代文學差異大于類同,中國與日本現(xiàn)代文學也出現(xiàn)過趨同的傾向現(xiàn)象,對其兩國的文學比較也具有一定的意義,能夠為我國的文學積聚一定的文化底蘊,有著積極的歷史作用。不過,總體來說,中日兩國的現(xiàn)代文學雖是差異性明顯但是又各具特色,能夠互相融合,互相進步。
6、結束語
當前,中日現(xiàn)代文學也開始呈現(xiàn)多元化的發(fā)展趨勢,如何才能有效對比二者之間的差異性和共通性,對其背后的文化本質進行了解,體會先賢們的歷史,這樣才能在未來創(chuàng)造出新時期的文學新紀元,其同時也是本文所要表達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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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注釋】課題項目:浙江省“十五”規(guī)劃課題“梁啟超文藝美學思想與現(xiàn)代價值研究”(NO2WX4);浙江省教育廳課題“梁啟超與20世紀中國文論”(2002XP59)。
【 作 者】金雅
【作者簡介】杭州師范學院 人文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2
金雅(1965- ),女,浙江臺州人,杭州師范學院副教授,浙江大學文藝學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文藝學。
【內容提要】文學革命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副產品,也是中國文學自身新舊嬗變的歷史產物。梁啟超關于文學革命的理論倡導與建構體現(xiàn)了20世紀新的文學審美意識與審美理想的萌芽,是中國文學審美理念更新的重要階梯。
【關 鍵 詞】文學/革命/審美/更新
【 正 文】 綜觀梁啟超兩次倡導“文界革命”的理論主張與創(chuàng)作實踐,其關于新體散文的基本美學觀點是:(一)、散文創(chuàng)作的目的不為傳世,而為覺世。(二)、散文效法的目標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新體散文。(三)、散文變革要從內容到形式實行全面的變革。內容上要表現(xiàn)“歐西文思”,形式上要追求“雄放雋快”、“明晰”“暢達”。(四)、散文語言應力求通俗化,可兼容中西詞匯語法?!拔慕绺锩钡睦碚撝鲝垱_破了傳統(tǒng)散文的各種清規(guī)戒律,使散文從“文以載道”和“替圣賢立言”的目的規(guī)范中解放出來,成為融入社會現(xiàn)實,面向廣大民眾的具有新鮮血肉和切實內容的嶄新文體?!拔慕绺锩钡睦碚撝鲝堃彩股⑽膾昝摿送┏?、八股等僵化凝固的文體規(guī)范,成為不拘一格、自由抒寫的嶄新文體。尤其是在“新文體”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與“歐西文思”相對應的大量西方新名詞,如“國民性”、“人權”、“功利主義”、“專制主義”等,得到了介紹傳播。這些“新名詞”的輸入沖擊了“古文辭”的格律、習用典故和陳腐語匯,改造和豐富了文言的詞匯系統(tǒng),更新了文學語言的風格,還促進了散文創(chuàng)作主體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的變革。夏曉虹在《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一書中對此作了高度的評價:“‘新文體’對于現(xiàn)代語文最大的貢獻,即在輸入新名詞。借助一大批來自日本的新名詞,現(xiàn)代思想才得以在中國廣泛傳播?!挛捏w’的半文半白,也適應了過渡時代的時代要求。”[3]陳平原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一書中也對此作了肯定:“晚清的白話文不可能直接轉變?yōu)楝F(xiàn)代白話文,只有經過梁啟超的‘新文體’把大量文言詞匯、新名詞通俗化,現(xiàn)代白話文才超越了自身緩慢的自然進化過程而加速實現(xiàn)?!盵4]當然,“文界革命”也不是沒有自身的局限。梁啟超的“文界革命”思想雖然突破了向傳統(tǒng)散文尋找典范的固有模式,但其關于新體散文的構想還是朦朧浮泛的。其創(chuàng)作實踐從整體上看,還是在古文范疇內的革新。他的新體散文半文半白,是由古典散文向現(xiàn)代白話散文演化的一種過渡形態(tài)。同時,由于作者急于傳達新思想,表達新見解,著意突破傳統(tǒng)古文“義法”的束縛,在寫作上也有浮夸堆砌的毛病,衍化出一種新的“時務八股”。(注:梁氏“新文體”在當時影響極大,眾人爭相模仿。梁氏浮夸堆砌的毛病也被推向極端,形成了虛浮不實的“時務文”。)但是,梁啟超的理論倡導及其創(chuàng)作實踐有力地沖擊了傳統(tǒng)散文的固有格局與既成面貌,并在實際上形成了巨大的影響。1920年,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談到了自己所作“新文體”的影響:“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野狐”形象地概括了“新文體”給予傳統(tǒng)文壇的強烈震撼。可以設想,沒有梁啟超的“文界革命”主張與“新文體”創(chuàng)作實踐,中國散文審美意識與創(chuàng)作實踐的變革肯定還有待時日。
三 在小說理論史上,將小說推到如此高的地位,對小說的藝術作用方式與原理加以條分縷析,試圖進行系統(tǒng)闡釋,并產生實際的巨大影響的,梁啟超應為第一人。中國古典小說理論批評主要集中于虛與實、情與理、人物性格、小說技巧等問題,對小說的藝術感染力與作用方式偶有觸及,但主要是鑒賞式的感性體認,未能從理論的高度予以深入分析與系統(tǒng)研討。“四力”是小說作用于人的具體方式,而小說本身在內涵意蘊上卻有“賞心樂事”與“可驚可愕可悲可感”之分,梁啟超認為前一類小說“不甚為世所重”,后一類雖“讀之而生出無量噩夢,抹出無量眼淚”,但本來欲以讀小說求樂的讀者卻愿“自苦”而“嗜此”。實際上,梁啟超在這里已隱含了悲劇美的審美理念,他在價值理念上更偏重于痛而后快的悲劇感和崇高感。當然,這種價值取向也正是梁啟超倡導小說界革命的關鍵所在,即希望小說能借助自己獨特的移人之力來警醒民眾,以達到改造國民思想之功效。總而論之,梁啟超關于小說界革命的理論在美學思想上的意義是:(一)、強調了小說獨特的藝術價值與巨大的審美功能。(二)、宏揚了以悲劇和崇高為精神內核的小說型態(tài)。(三)、具體研討了小說的四種藝術感染力,并提出了“寫實”與“理想”兩種小說創(chuàng)作的基本手法。(四)、突出了讀者心理在藝術活動中的重要意義。
四
文學革命是近代政治革命的副產品,但它在客觀上催生了文體的變革。文學革新以“革命”相標榜,蘊含了急劇變革現(xiàn)狀、破除舊規(guī)的強烈欲望。“中國結習,薄今愛古,無論學問文章事業(yè),皆以古人為不可及?!蔽膶W革命最重要的功績就在于確立了文學進化的新的文學理念,它為破除厚古擬古的守舊文學觀打下了思想基礎。在“革命”的旗幟下,梁啟超推出了新的文體審美觀:(一)、宏揚覺世之文,欣賞崇高的美感。(二)、主張形式與語言的革命,強調自由與多樣的表現(xiàn)方式。(三)、重視藝術感染力與讀者心理的關系。但是,在本質上,文學革命只是文體改良,而未舉“革命”之實。把作品的社會功效與價值評判直接掛鉤,認為社會功效大的作品,藝術價值也高。這在本質上與美善相濟的傳統(tǒng)文學理想具有難以割舍的聯(lián)系。文學革命不是一次徹底的文學革命運動,但卻是一次自覺的文學革新運動,它預示著新的文藝思想的破土和新的文學觀念的涌動。幾千年來,中國文學在自身發(fā)展的過程中,也不是沒有變革。但是,這些變革都是在自身封閉的系統(tǒng)內尋找典范,修修補補。文學革命第一次將中國文學觀念的變革置于東西文化撞擊的大背景中,確立了異域文學這一嶄新的參照系,從西方文化與域外文學中尋找中國文學新生的現(xiàn)代性質素。它打開了千百年來儒家思想鉗制下的一統(tǒng)局面,吹進了西方哲學、美學、文學思想的新鮮空氣,中國文學從此有了新的比對物,中國美學也開始醞釀著新的價值走向與理論形態(tài)。因此,盡管文學革命留有舊思想的濃重痕跡,在創(chuàng)作上也缺乏驕人的實績,但它所給予中國文學發(fā)展的觀念沖擊卻是富于革命性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梁啟超的文學革命理論構筑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觀念與藝術審美理念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演進的必要階梯,在客觀上對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文學觀念與美學形態(tài)的建構產生了無法忽視的重要影響。
收稿日期:2003-03-05
原文共有四部分,本刊略去第一、二兩部分,重點轉載第三、四部分,特此說明。
【參考文獻】
[1]梁啟超.飲冰室合集[C].北京:中華書局,1989.文中其它未注明出處的引文同.
[2]章亞昕.近代文學觀念流變[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3]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