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當代學術界突顯出的從權力的角度解讀、敘述現(xiàn)代文明乃至整個文化的敘事方式和權力話語，既是對傳統(tǒng)文化觀的突破，又包含著新的矛盾和問題。文化作為價值的分化與整合活動就有“權力”的維度和功能，其目的在于營建合理的社會生活秩序。在社會分裂和對立的情況下，文化與政治相對區(qū)分開來，權力對于不同的人表現(xiàn)出不同的意義并有了合法性問題。而正是人類文化賴以構成的自然、社會和個人這三個維度互為中介、相互轉化的關系，導致文化形態(tài)和權力類型的變化，這也是權力話語從神的話語轉變?yōu)闄嗤捳Z，在當代則轉向大眾話語的根本原因。要讓現(xiàn)代話語開顯出現(xiàn)代的道理亦即現(xiàn)代良性的社會生活秩序，使權力在其中合理地運作，就應當秉守“和而不同”的文化觀。

關鍵詞：權力；文化；話語；秩序；文化自覺

在人類思想史上，一向有關于文化與權力關系的各種論說。然而，只是隨著現(xiàn)代性的出現(xiàn)和展開，文化與權力的關系才被高度“主題化”并成為現(xiàn)代學術的重大論域，產生出各種各樣的文化和權力理論。而從權力的角度解讀、敘述現(xiàn)代文明乃至整個文化的研究方式及權力話語，在今天已成為一種學術潮流。這種現(xiàn)象說明了什么？它對我們有什么啟示和教益？我們對文化和權力的關系應當給出一個什么樣的“說法”？這是筆者感興趣的問題。弄清這些問題，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切地了解現(xiàn)代文明的價值及其缺陷，也將有助于中國先進文化與政治文明的建設。由于這個論題極其復雜且涉及面廣，本文只能是一個論綱式的探討。

一

在人們一般的意識或印象中，文化與權力的關系是一個夾纏不清、模棱兩可的問題：一方面，文化與權力似有不解之緣：“知識就是力量”，力量(power)在這里既指向對自然的改造和控制，也關乎人對自身命運的掌握。擁有各種社會權力的人也要求具備一定的文化知識和道德水準?，F(xiàn)代科層制中的角色尤其是專家資格正是由某種文化知識構成的，即使在家庭生活中，現(xiàn)代科技和生活知識擁有的多寡，也往往成為父母和子女之間關系與“權威性”變化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兩者似乎分屬不同領域，并無內在關聯(lián)，即使說它們有關系，也隔著一些中間環(huán)節(jié)。尤其是在人文文化即思想道德文學藝術與政治權力之間，由于雙方的性質和社會職能大相徑庭，因而更是相距甚遠。

然而，在現(xiàn)代思想理論界，文化與權力的關系問題早已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并且在西方形成了文化與權力相互建構的主流性看法。尤其是在葛蘭西提出“文化霸權”(culturehegemony)概念之后，文化與權力的內在關聯(lián)性更是得到西方學界相當普遍的承認。在這方面，福柯、布爾迪厄、鮑曼和薩義德等人的探討和論述產生了較大影響。

一引言

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中的科學問題并不是全新的問題，但現(xiàn)有的研究基本上是利用科學主義概念來檢討現(xiàn)代思想中的科學觀念。論題本身限制了研究者的視野，問題的出發(fā)點也缺少理論的原創(chuàng)性。我的研究以科學觀念的起源、展開和分化為線索，分析中國現(xiàn)代世界觀的形成及其與現(xiàn)代社會的制度性實踐的關系，目的是揭示中國現(xiàn)代道德觀念、政治觀念是如何鑲嵌在現(xiàn)代科學觀的框架之中，并為“現(xiàn)代社會”的創(chuàng)制和實踐提供理論依據(jù)的。

本文描述的歷史時段是中國社會在思想和制度上發(fā)生現(xiàn)代性轉變的時期，主要是1890～1930年以前新文化運動退潮之后的教育改制時期。正是在19世紀的最后10年里，由于改良運動的出現(xiàn)和一批植根于傳統(tǒng)思想而又廣泛接觸西學的年輕人的參與，終于形成了一場真正的思想運動。

首先，晚清國家正通過改革把自己從一個天朝帝國轉為適應新的世界體系的現(xiàn)代國家?？茖W世界觀的支配地位不僅建立在國家對于知識、技術和工業(yè)發(fā)展的依賴之上，而且也建立在社會的基層結構的轉變之上。傳統(tǒng)國家是一個以農業(yè)為主的社會，它的“主權就是在全國范圍內集中的土地所有權”。這種土地所有權可能表現(xiàn)為傳統(tǒng)國家土地國有制形態(tài)（通過屯田、營田、墾田、草田、公田、官田、占田、均田、露田對勞動力進行軍事的和政治的編制），也可能表現(xiàn)為豪族或庶族的地主所有制；這些土地占有關系的政治或社會形式就是宗法、鄉(xiāng)約、保甲制等。現(xiàn)代國家的主權則是一種世界政治體系和經(jīng)濟關系的產物（它與城市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市民社會的擴張具有密切的關系），即使它在土地或其他所有權方面保留了一些傳統(tǒng)因素，但在法律形式上它以民族國家作為主權單位，以公民個人作為法律主體。無論土地制度采取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形式，還是采取公社性質的公有形式，作為現(xiàn)代國家的公民都必須被看作是一種非身份性的個體。換言之，現(xiàn)代國家在貿易、軍事和外交等方面形成國家主權的同時，也力圖通過土地、財產權和政治權利的改革，把個人從民族的、地域的和宗法的關系中以法的形式分離出來，建構成為國家公民。公民的非身份性是在原子論基礎上的一種法律抽象，它并不說明實質的平等。晚清以降，以原子論為核心的科學實證主義風行一時，它瓦解了王朝政治和宗法、地緣關系得以確立的理學世界觀；在“五四”時代，科學世界觀的中心任務就是反對家族制度及其倫理關系，為原子論式的個人主義及其在婚姻和社會事務方面的合理性提供論證。這都表明：實證主義的科學世界觀不僅是一種文化運動的旗幟，而且也是現(xiàn)代國家的合法性基礎。

其次，上述變化直接地表現(xiàn)為教育體制和知識譜系上的變化：維持了1300年的科舉制及其知識譜系逐漸瓦解（1906），新式教育制度及其科學知識譜系的合法性得以建立，普通教育和大學教育迅速擴張。民國建立以后，1912年、1915年和1923年分別頒布了以日本、歐洲和美國為典范的學制，這些學制的制定與晚清以來的留學生政策以及官員、士大夫的出國考察有著密切的關系。1915年學制還得到了外國人的指點。正如現(xiàn)代國家的建立是形成現(xiàn)代世界體系的一個有機部分一樣，中國的教育制度逐漸成為大學系統(tǒng)在全球范圍內擴張的一部分，它制定著知識的分類標準。在這個學制內部，知識的生產逐漸地轉變?yōu)閷I(yè)行為，即使有些知識分子以啟蒙者自任，他也必須是以大學為基地的專業(yè)化的學者。學制改革和科學共同體的建立為一種新的知識權力提供了前提，它在知識權威的保障下重新審定“常識”，剔除不合規(guī)范的知識，決定知識的分類標準。傳統(tǒng)世界觀沒有被徹底清除，但它只能作為新學教育的某些組成部分（如道德課程）和因素，而不再具有“世界觀”的特性。

第三，與教育制度的改革相配合，在國家的支持下，專業(yè)性的科學研究體制逐漸形成。這個體制以英國皇家學會及其宗旨為基本楷模?？茖W共同體的組織原則與民族國家的組織原則大體相似，它的行為方式為國家及其公民提供了榜樣?？蒲兄贫却龠M著科學、工業(yè)與國家的結合，這種結合為工業(yè)生產力的成倍增長提供了條件，而這是國家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yōu)勢地位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國家把大學和科研體制當做知識（生產力）的生產基地，從而也給予這些體制以某種自由特權，允許它在知識分類方面遵循國際的通用標準。國家與教育和科研制度的關系是不穩(wěn)定的，在特定政治條件下國家及其主導意識形態(tài)完全主導了教育和科研的方向。大學知識分子與國家的關系完全不同于科舉士大夫與朝廷的關系。通過科學共同體和大學的活動，“科學文化”成為社會生活中的特殊部分，現(xiàn)代社會制度因此以“兩種文化”作為自己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