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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科學合理性理論的討論中，人們往往把最先由邏輯經驗主義所確立的科學合理性理論認作一種標準的科學合理性理論。該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受到歷史學派及社會結構論者的挑戰(zhàn)，本文將他們的富有挑戰(zhàn)性的科學合理性理論統(tǒng)稱為超越標準的科學合理性。若以這種“二元對峙”為參照系，那么后來其他許多科學合理性觀念都可歸入由“后標準派”與“后無政府主義”所構成的多種對應體（前者由標準科學合理性派生而來，而后者是“超越標準的”科學合理性的后繼觀念），下面僅簡要介紹這些對應體中的二種重要情形。

1批判的合理性與對話的合理性

“批判”與“對話”分別成為波普與羅蒂對科學合理性理解的核心，他們分別成為后標準派與后無政府主義的重要代表。按波普，通過批判自己的信念及其他人的信念，可展示我們的合理性；相反，羅蒂認為，從實用主義的角度看全身心致力于對話就等于對理性的信奉。

從根本上說要對合理性的態(tài)度給出一種合理的辯護是不可能的，合理性主義必然遠離綜合的或自我包含的合理性?！昂虾趵硇跃褪莾A聽批判?！雹挪ㄆ盏摹芭小卑藘煞矫娴膬热荩杭磳鹘y(tǒng)知識理論的批判和對極權主義的批判。波普認為，以前占統(tǒng)治地位的人類合理性構想是證明的合理性，以理性的證明來達到絕對的知識。達到絕對的知識而使科學趨于終結固然令人生畏，但缺乏想象力、缺少從錯誤中學習的方法、缺少對啟發(fā)性問題的發(fā)現(xiàn)才是科學進步的真正危險?？茖W作為一個過程，其合理性“并不在于它訴諸經驗證據以支持其教條的習慣（占星術也是這樣干的），而僅僅在于批判態(tài)度?！雹凭驮谟趶膯栴}到愈來愈深刻的問題的不斷進步，所以，波普是以批判取代證明，以猜測性知識的增長或逼真性追求來取代絕對知識的獲得而來實現(xiàn)知識論的合理構想的根本性轉變。

我們的合理性與其說是一種先天能力，不如說是與其他人相互作用而后天獲得的一種態(tài)度。這種合理性態(tài)度不僅對我們研究自然現(xiàn)象與社會現(xiàn)象具有重要性，而且對我們參與政治與經濟生活來說也同樣重要。波普認為，就象絕對知識的理想是獲得人類知識的障礙一樣，我們關于完美社會的烏托邦或絕對和諧的想象力同樣是人類境況改良的障礙，前者必然導致懷疑論，對真實地認識實在性產生絕望；后者則最終導致暴力，對合情合理地調和沖突而產生絕望。在人間企圖產生天堂就必然產生地獄。因此，波普的科學發(fā)現(xiàn)的邏輯與對開放社會的辯護具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用批評與猜想來摧垮絕對論。但波普在專注于合理性的批判功能時，把真性容納在合理性之中，卻可能使創(chuàng)造性經受批判而使創(chuàng)造性置于合理性的范圍之外。這可謂是波普的合理性構想的最大缺陷。

就象杜威和海德格爾試圖戰(zhàn)勝黑格爾、康德的哲學傳統(tǒng)一樣，羅蒂也試圖解構上述整個科學認識論傳統(tǒng)（包括波普在內）。當波普試圖說明什么是合理性時，羅蒂正極力表明象標準的及后標準觀點一樣的觀點所限定的合理性的努力根本上是誤導的，并總是無效的。然而在他的解構性批評中羅蒂也提供了關于合理性的一種正面特性。這種正面特性是柏拉圖主義的傾向，即，合理性是依據人類的交談來對錄求本質這一傾向進行的一種浪漫的反應。進一步說，這種特性并不打算成為合理性的另一種說明，而是想成為破除試圖定義理性本質這層偽裝的一種合理性描述。

羅蒂提出兩種相互對立的合理性構想：(A)認識論的合理性：要成為合理的，要成為完全的人，要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我們必需能發(fā)現(xiàn)與其他人類的一致性。建構一種認識論就是要尋求同其他人類共同的最大限度說明。(B)解釋學的合理性：要拋棄認識論合理性所宣稱的這種共同根基。按羅蒂，他所說的解釋學不是作為認識論的一門“后繼學科”，而是要把認識論表述為一人類文化中無用的而且不應存在的東西。⑶無疑羅蒂將自己標榜為對(B)的維護者，而把后標準派劃入(A)的擁有者。

解釋學的合理性實際上衍涵了蘇格拉底哲學的主要特征：“樂于同別人交談，樂于聆聽別人，樂于估量我們對其他人的活動的結果?！雹冗@種合理性將蘇格拉底的這些優(yōu)點看作完全的美德（道德上的優(yōu)點）。因此，在解釋學意義上的合理性是一種對蘇格拉底式對話的信奉，這種對話根植于我們的生活方式并指向它自身的延續(xù)。這意味著該合理性在文化上是有證據的，并且從真正參與這種文化的人的觀點看也是有內在價值的。這種對話并非基于任何深入的形而上學基礎，而是基于我們共有的文化遺產的生活方式。

與波普堅持我們要接受他的合理性方案一樣，羅蒂也敦促我們采取他的特殊的合理性構想，其理由是處于道德的考慮：只有當我們把合理性解釋為對話，我們才以確保對個人尊重的方式構想合理性。羅蒂欣然承認，他為依據對話定義合理性提供一種“證據”，或者他清除了正確評價這種依據對話來定義合理性的某些障礙。

2目的論的合理性與道義論的合理性

作為后標準派的觀點，目的論的合理性（有時被稱為手段－目的的合理性）擁有許多支持者，他們認為，科學合理性就在于方法論規(guī)則對實現(xiàn)科學目的的適應性，科學目標成為科學合理性的軸心。正如亨普爾所說：“某種程序的方式或制約這種程序的規(guī)則既可能具有合理性，也可能不具有合理性，這完全取決于該程序要達到的目的。就算方法論的確能夠制定出一些規(guī)則和標準，這些標準也必須視為工具的標準；標準是否適當，只能用標準所屬的科學探索的目標進行評價?！雹?/p>

目的論合理性主義者大都是通過改變波普[1]的方法或目的來闡述自己的科學合理性理論的，由此引發(fā)出了兩種改革思路：一是通過對波普的科學目的（逼真性）的修正以達到對科學合理性的正確理解，譬如，科恩的“近律性”、威特金斯的“科學的最佳目標(optimumaimforscience)”⑽、哈瑞的“似然性”(Plausibility)⒀、亨普爾的“解釋性的和預見性的世界觀”或“連續(xù)不斷綜合的和精確的經驗知識體系”⑾⑺等。他們認為科學的目的不僅要告訴我們真假而且要告訴我們如何行動，不僅是真理而且是知識，所面對的不僅是現(xiàn)實世界而且是可能世界。與上述某種共相性目的追求方式不同，勞丹則將科學目的定位在具體的層次上，“科學唯一一個最一般的認識目的是解決問題”。⑻后來他在1984年又系統(tǒng)地提出了科學的四個目標：獲得預測性控制、獲得操作性控制、增加參量的準確性、結合與簡化各種世界圖景的成份。⑿勞丹的作法在吉爾那里引起了共鳴：“當在不太普遍的層次上談及目的的問題時，這些問題就顯得更為有趣了?！雹柿硪凰悸肥歉倪M波普的方法論，如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2]在對待證實法的態(tài)度上，波普采取簡單的完全否定，而勞丹則將證實法作為與追求與境、啟發(fā)法相并列的方法來看待，這一點充分展示了科學合理性思想在標準派與后標準派之間的連續(xù)性與間斷性，繼承性與創(chuàng)見性的有機統(tǒng)一。牛頓－史密斯通過展示方法論在帶來進步時是可操作的而來尋求對方法論的辯護，為此他提出了關于科學方法的八個擇優(yōu)理論的特征：觀察的構建、繁殖力、思路記載、內理論支持、圓滑性、內在一致性、與根植于好的形而上學信念的相容性、簡單性。⑼

目的論合理性主義曾一度在科學合理性論壇上扮演主角，但近來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為捍衛(wèi)標準的科學合理性，西格爾指出目的論的合理性的缺陷就在于目的論的合理性恰恰沒有考慮到科學目的本身的合理性。

弗雷德·達戈斯蒂諾(FredD''''Agostino)從另外一種角度對目的論合理性提出批評，他說：“這種空談理論的目的論是我所要拋棄的。我相信存在著另一種類型的對科學合理性有關問題的充分回答——一種廣義上的道義論回答”。⒃他把自己的理論稱為“科學的無目的合理性”，他對該理論的論證是出色的、獨特的。

(1)選擇道義論的理由

許多年來，人們已認識到在倫理學論證中存在著兩種相互區(qū)分的證明構架。在廣義的目的論構架中，如果某一活動者在某情形中從事某項活動是正確的，那么這一活動者在該情形中的行為從其結果及道德活動者應該努力實現(xiàn)的某個目標來說要比在該情形中的任何其他活動更好。所以使一項行為正確的特征是該行為與實現(xiàn)道德行為相關的某種獨立確定的目標的結果（如最大限度地增加幸福）。從廣義的道義論構架中，如果某一活動者在某情形中從事某項活動是正確的，那么該活動者的行為就其內在質而言較任何其他在此情形中的行為更好地表達了作為道德活動者個人的承諾。因此，行為的正確性在于該行為表達了行為者的承諾，而不存于該行為所產生的好的或壞的結果。設想一個人可能或不可能給另一個人一筆錢。從道義論上說，如果他已許諾要給那個人錢，那么他給那個人錢就比不給更好表達了該行為者的承諾。因此，該行為者給錢的作法是正確的，這不是因為相關于某一目標的可能結果，而是因為其內在質（即給與行為）與部分地限定行為者境況的承諾之間的一種表達關系。面對這種差異，達戈斯蒂諾最終選擇了道義論作為合理性的解釋途徑，而非目的論。理由有二：①達戈斯蒂諾認為，道義論證明對科學事業(yè)要作出大量實質性假設，道義論的論點不可能脫離假設，但要擺脫性質上空洞的假設（如科學“目的”），而它所依靠的假設卻是“目的論者”必須作出的假設。有人認為，一種道義論所基于的一組假設是一種目的論點所基于的假設集合的一個適當?shù)淖蛹?，因此，一種道義論論點（其他情況相同）要比一種目的論論點更不易受到抨擊。②似乎可能在一個證明科學合理性的目的論構架中，論證體系總存有某“松懈”之外。在證明“遵循特定的規(guī)則有助于目標實現(xiàn)”時，目的（或目標）的詳述越合乎情理，這種證明就越難，就越缺少結論性；這種證明越有結論性，目的的詳述就越不合理。譬如，就波普的科學目的“逼真性”而言，逼真性并非是理論的一個可觀察特性，或者逼真性這一概念并未告訴科學家們去做他們可能知道如何去做的任何事情。這樣，我們必須選用某些其他術語來構造對科學研究活動來說有效的規(guī)則。設想科學家應該選擇那些具有最高確信度的理論，這一規(guī)則肯定是有效的，因為確認度（波普的另一概念）是理論的“可觀察的”特性。但是，任何這樣的證明（即遵循確認度的規(guī)則確實有助于逼真性目標的實現(xiàn)）顯然將是無結論性的，并且這種證明有賴于或僅僅根植于一些沒有結論的輔助性假設。而我們把選擇比競爭對手更高度被確認的理論作為科學的目標，就很容易有結論性地確立：該目標對于那些更喜歡選擇競爭理論中最高確認度的理論的人們而言是有保證的。雖然聯(lián)結作為規(guī)則的確認和作為目的的確認與聯(lián)結作為規(guī)則的確認和作為目的的逼真性相比容易得多，可靠得多，但前者（第一種聯(lián)結）卻留下一個難以克服的困難（不存在于后者之中），即，為何我們應尤其關注被確定目標的實現(xiàn)？為何我們應確實關切遵循規(guī)則是否有助于目標實現(xiàn)？對于確認同時為手段與目標的情形，目標又有何意義？對上述局面達戈斯蒂諾概括為：“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因此，達戈斯蒂諾認為，科學目的是上述“松懈”的一端，這是有待消去的。

(2)方法論境況及其案例分析

達戈斯蒂諾認為，我們之所以需要方法僅僅因為我們居住在一個愚鈍的不透明的世界中。[3]我們不但需要科學方法，而且應在科學方法的概念(Concept)與構想(Conception)之間作一區(qū)分。科學方法的概念在相競爭的科學方法構想中是中立的，而任何科學方法的特殊構想在為這樣一個貫穿性概念（科學方法的概念）所詳述的限制中是一個更細致的闡述。譬如，對爭論問題的任何真正的科學革命都訴諸于對理論選擇的有說服性理由，人們在什么構成一種對理論選擇的有說服性理由上不一致，而這種不一致就是關于對科學方法的適當構想的不一致。元方法論者大多從事辯護或批判某種特殊方法構想，這是一項有價值的事業(yè)。但達戈斯蒂諾聲稱這不是他要從事的事業(yè)。他并不想非目的論地依照某種特殊的科學方法構想來證明在特定與境中程序的合理性，而是力圖“更溫和地”依照科學方法概念的某種貫穿性和抽象性概念的規(guī)則從道義論上展現(xiàn)在特定與境中程序的合理性。

在關于元方法論的研究中他要思考的是某些境況(circumstances)，在這些境況中需要某種方法論基礎來解決爭論的問題。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這些境況中的個體（科學家）被某些非目的論(non-teleologicalreason)的理由或規(guī)則所指導，而這些規(guī)則（詳見下述）與一種貫通性方法概念相關，因此就這些非目的的理由而言，這些個體所做的事是合乎理性的。達戈斯蒂諾把這些理性活動者所處的境況稱為“方法境況”(circumstancesofmethod)。很富有表現(xiàn)力的是，科學家之所以遵循這些規(guī)則不是因為參與的任何好處（盡管這些可能產生），或參與的目的，而是因為對遵循這些規(guī)則起決定作用的內在質（即他們的信仰或承諾）。

對于那些信奉實在論、可錯論、理性論的人們，當他們遇到不一致性或決定在肯定與否定中哪個更好時，他們便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方法境況中：他們意識到他們需要設計出一種方法，以便決定兩種不相容的態(tài)度（肯定與否定）中他們應適當?shù)夭扇∧囊环N?？茖W合理性如何以非目的論的方式被證明？那些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方法境況中的人應當怎樣做？達戈斯蒂諾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暗含在構成這些境況的信奉（或承諾）之中。因此，就這些信奉（或承諾）而言，從表達上而非從工具上說這些境況是合理性的。假定阿爾夫(Alf)肯定P，貝思(Beth)否定了P，并且阿爾夫知道貝思否認P，貝思也知道阿爾夫肯定P，在這種情形中存在著態(tài)度上的不相容性，對此阿爾夫與貝思倆人都知道，并作出如下推理：

①他（她）否認我所肯定的（這就承認有初看起來態(tài)度的不相容性）。

②我們倆人不可能都是正確的（對實在論的信奉暗含了這一點）。

③我可能是錯的（信奉可錯論暗含了這一點）。

④因此我必須弄明白是否有更好的理由去肯定還是否認，因為不然的話我將不知道要肯定還是否定（信奉理性主義暗含了這一點）。

因此，對阿爾夫來說，只有通過尋找、檢驗，并在同一天平上估量貝思否定P的理由，阿爾夫方可發(fā)現(xiàn)她的否認理由是否比他肯定P的理由具有更大的分量。

(3)基于對方法論者的“動機”考察的四種規(guī)則

①達戈斯蒂諾繼續(xù)運用阿爾夫與貝思的例子，因為阿爾夫想他是否要改變自己對P的想法，及為何貝思否認P，因此他具有好的理由來反對其他任何人要使貝思啞口無言或抑止自己的企圖。如果他人要使貝思保持沉默，阿爾夫將至少不會從她那里來發(fā)現(xiàn)她否定P的理由，就更不能發(fā)現(xiàn)這些理由是否具有足夠的說服力及有更大的分量來壓倒他支持P的理由，即，科學方法能夠合法地結合一種非干預的規(guī)則，該規(guī)則在那些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方法境況中的人們那里禁止了任何對某種表述的強抑制。遵從這種規(guī)則比不遵從規(guī)則的行為更好地表現(xiàn)了理性活動者采用有更好理由要采用的態(tài)度的承諾。②阿爾夫具有好的理由不僅不干預貝思否認P的理由表述，而且還要接受它們，除非否定P的任何理由R被另外某一理由R''''所削弱或在分量上超過，或認為這些理由不如他肯定P的理由更有分量。因此，科學方法可能合法地結合一種責任規(guī)則，該規(guī)則要求其態(tài)度不相容的各方不要拒斥另一方的貢獻或把它們排斥為分量不足。③達戈斯蒂諾認為，一個命題是肯定或否認某一其他命題的一個理由，則這兩個命題的相關性從邏輯上講得過去。因此，科學的方法可合法地結合一種相關性規(guī)則，該規(guī)則要求其信念不相容的各方提出與他們不一致的觀點相關的那些論斷作為他們按受或拒絕的理由。這一觀點從性質上說是道義論的而非目的論的。如果認為所有基于邏輯上不相關的態(tài)度都不正確或都沒有必要，那么這種觀點是愚蠢的。達戈斯蒂諾稱他的觀點只是告訴人們，基于相關的思考的肯定要比基于不相關思考的肯定更好地表達了理性活動者的信奉或承諾。當然，在接受邏輯上不相關的思考時，一個人可能具有肯定或否定某命題的一種動機，但他沒有肯定或否定的好的理由。譬如，反猶太主義者在接受了愛因斯坦是一位猶太人的論斷后具有拒斥狹義相對論的動機，盡管沒有好的理由，因為在反猶太主義與作為科學理論的狹義相對論之間是無關的。④沒有任何東西（或命題）可被認作是肯定或否定P的一個理由，除非這種東西（或命題）被各方獨立地肯定。理由必須是分開地肯定的。這些理由必須不預設或暗含任何爭論方的權威性，即，科學方法可合法地結合一種公開性(Pu-blicity)規(guī)則。這一規(guī)則要求，各方能提出那些僅僅有其反對方自身獨立證實的論斷并以此作為接受或拒斥的根據。不能公開肯定的思考往往比可公開肯定的思考更容易使我們在認識論上誤入歧途，這表明上述公開性規(guī)則不是目的論的。由上述分析達戈斯蒂諾總結出限制人們行為的四種規(guī)則：

(1)他們抑制以任何方式干預對否定他們所肯定東西的理由的提出或表述。

(2)他們遇到一些逆理由（否則接受任何理由），這些逆理由為否定他們所肯定的東西而被表述。

(3)他們抑制提出某些思考作為肯定或否定命題的根據，這些思考與他們所爭論的問題的相關性在邏輯上不成立。

(4)他們抑制提出某些思考作為肯定或否定命題的根據，這些思考不能由爭論各方獨立地被肯定。

這些規(guī)則充斥在方法境況中，構成了科學方法的基本要素，由此為科學合理性論斷提供了一個非目的論的基礎。同時這些規(guī)則還使人們形成遵守諾言與講實話的習慣。當然，達戈斯蒂諾認為，雖然目的論視角與道義論視角之間存在著差異，但兩者之間并非在性質上空全對立或相互競爭，而是在原則或性質上相互補充。就“給錢”的例子，這種給與可能既有助于好的結果的產生，又表現(xiàn)了行為者的承諾。

此外，還有其他的類型，如，由個體唯智論（包括自然主義）的合理性與社會建構論的合理性構成的對應體，在此自然主義中認知個體主義受到社會建構論者如赫斯(M.B.Hesse)、唐斯(StephenM.Downes)等的批評，他們認為，若不放棄這種認知個體主義，若不立足于社會學的角度，就不會對科學合理性作出充分的說明。⒄、⒅

上述不同的格局表明，科學哲學家們在理解科學理性時具有不同的側重，這些側重點都是他們各自認為最能體現(xiàn)科學合理性的核心特征所在。因此，科學合理性是多面的、多層次的。本文認為，應從比較的角度來理解科學合理性的內在質的規(guī)定性。這就是，在近代科學產生過程中相比于自然哲學的合理性與宗教的合理性，科學不僅具有求真性、數(shù)學的規(guī)范性、邏輯規(guī)則系統(tǒng)、實驗的可證實性、寬容性，[4]而且在于它不斷超越自身的常態(tài)與境而形成新的異質與境的內在驅動力。

參考文獻

⑴波普：《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第548、317頁。

⑵K.R.Popper,TheLogicofScientificDiscovery.NewYork:Harper,1968.

⑶RichardRorty,PhilosophyandtheMirrorofNature.PrincotonUniversityPress,1979,P.318.

⑷RichardRorty,ConsequencesofPragmatism.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82,P.172.

⑸VincentM.Colapietro,"TowardaMoreComprehensiveConceptionofHumanReason",inInternationalPhilosophicalQuarterly,No.107,1987.

⑹RonaldN.Giere:"ScientificRationalityasInstrumentalRationality",inStudiesinthe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Vol.20,No.3,1989,P.383.

⑺C.G.Hempel,"ScientificRationality:Analyticvs.PragmaticPerspectives",inRationalityToday.T.G.Geraett(ed.).Offawa:U-niversityofOttawaPress,1979,PP.45～66.P.51.

⑻拉里·勞丹：《進步及其問題》，劉新民譯，華夏出版社，1990年，第118頁。

⑼W.H.Newton-Smith,TheRationalityofScience.London:Routledge,1981.

⑽JohnWatkins,ScienceandScepticis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P.xi.

⑾C.G.Hempel,"ValuationadnObjectivityinScience",inPhysics,PhilosophyandPsychoanalysis.R.S.CohenandL.Laudan(eds.).Dordrecht:D.Reidel,1983,P.91.

⑿LarryLaudan,"ExplainingtheSuccessofScience:BeyondEpistemicRealismandRelativism"inScienceandReality.JamesT.Cushingetal(eds.).UniversityofNotreDamePress,1984,P.89.

⒀RomHarre,VarietiesofRealism.Oxford:Blackwell,1986.

⒁LarryLaudan,ScienceandValu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

⒂LarryLaudan,"ProgressorRationality?TheProspectsforNormativeNauralism",AmericanPhilosophicalQuarterly24(1987).

⒃FredD''''Agostino,"TheAimlessRationalityofScience",inInternationalStudie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Vol.4.No.1.1990,P.34.

⒄StephenM.Downes,"SocializingNaturalizedPhilosophyofScience"inPhilosophyofScience,60(1993).

⒅M.B.Hesse,"SocializingEpistemology",inImreHronszkyetal,eds.ScientificknowledgeSucialized,Akademiaikiado,BudapestHungary,1988.

注釋：

[1]本文并沒有把波普歸屬于目的論合理性主義，其理由是在波普的方法論與科學目標之間存在著一個二難推理。若從方法論對科學目標的促動與適應來理解，把波普歸入目的論的合理性主義者是不妥當?shù)摹?/p>

[2]遺憾的是，拉卡托斯仍沿用波普的逼真性作為科學目的，結果他克服波普的二難推理的努力并未奏效，這一點已為牛頓－史密斯明確指出。

[3]達戈斯蒂諾以一個認識論的白日夢(anepistemologicalday-d-ream)來說明，在一個認識論完全透明世界中人們沒有發(fā)展方法的需要和動機，但總有一天會遇到使他們懷疑世界透明性的現(xiàn)象。達戈斯蒂諾把這樣的現(xiàn)象分為三種：(a)在幻覺(illusion)的現(xiàn)象中看到愚鈍的證據，(b)在自相矛盾(paradox)的現(xiàn)象中看到愚鈍的證據，(c)在不一致(disagreement)的現(xiàn)象中看到愚鈍的現(xiàn)象。所以對方法的需要是必要的。

[4]近代科學家與文學家之間產生共鳴并形成結盟，近代科學成果為文學家（詩人、作家）以小說、詩歌、演講演等大眾易接納的方式進行傳播，使近代科學為西方世界迅速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