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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曾自言：“蓋小學(xué)者，國故之本，王教之端”[1]，他對小學(xué)之重視由此可見一斑。在講學(xué)中，他也“以音韻訓(xùn)詁為基”[2]，首先講授的便是小學(xué)。而正是在他的教導(dǎo)下，章門弟子也大多擅長小學(xué)研究。其中，錢玄同就是著名的一位。尤值得注意的是，錢玄同并不僅限于學(xué)術(shù)研究，而是運用其深厚的學(xué)養(yǎng)，積極投入到語言文字改革的實踐中去，從而對人們的社會生活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本文即擬就此展開詳論。

一“主張中國用萬國新語”

歷史地看來，中國近代語言文字改革早在清末便已發(fā)端。如吳稚暉即曾在《新世紀》撰文激烈鼓吹廢除漢文，“謂中國當廢漢文，而用萬國新語”[3]。而與吳稚暉夙有積怨、且以“保全中國語言文字”[4]為職志的章太炎，則對這一觀點痛加針砭。他在《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一文中嚴厲批駁此說是“好尚奇觚，震懾于白人侈大之言”，并指出：“大地富媼薄厚矣，殊色異居，非白人所獨有?！舴蛳笮?、合音之別，優(yōu)劣所在，未可質(zhì)言。”因此，“今以中國字母施之歐洲，則病其續(xù)短矣。乃以歐洲字母施之中國，則病其斷長矣。……世之君子，當以實事求是為期，毋沾沾殉名是務(wù)?！盵5]對于章太炎的這一批評，吳稚暉反駁說：“語言文字之為用，無他，供人與人相互者也。既為人與人相互之具，即不當……一任天然之吹萬而不同，而不加以人工齊一之改良。”他并且譏諷章太炎“橫好古之成見”、“滿肚子之不合時宜”[6]。對此，章太炎一再撰文指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語言文字亡，而性情節(jié)族滅”[7]，“至若病漢字難識欲盡廢之，而以羅馬字拼音，則年來浮薄少年，歆羨島中蠻夷，多倡此議，……甚無謂也”[8]。

今天看來，在這場論爭中，雙方雖不免帶有一些意氣用事的情緒，但仍提出了不少發(fā)人深省的問題，如吳稚暉對文字改革必然趨勢的論述，以及章太炎將語言文字與民族存亡相聯(lián)系起來的觀點。而從學(xué)理上看，無疑是章氏之說較為正確，由是也被其弟子廣為接受。錢玄同便認為：“中西文之難易實相等，未必西文較易于中文”[9]，并尖銳諷刺《新世紀》用“萬國新語代漢語”的主張是“想入非非”，是“可笑之事，太炎謂其發(fā)瘋，誠然”[10]。他還一再強調(diào)：“愚謂立國之本，要在教育，果使學(xué)術(shù)修明，必賴文字正確，……文字一滅，國必滅致亡，……故今日急務(wù)實在復(fù)保氏之教為最要”[11]，“我國文字發(fā)生最早，組織最優(yōu)，效用亦最完備，確足以冠他國而無愧色?！蛭淖终撸瑖裰砥?，此而撥棄，是自亡其國也”[12]，持論明顯與章太炎相同。

但是隨著歷史的發(fā)展，特別是受到袁世凱復(fù)辟事件的刺激，錢玄同逐漸改變了對漢字的看法。他認為，中國國民之所以思想愚昧，屢屢被封建統(tǒng)治者蒙蔽利用，就是因為漢字難以掌握、妨礙了文化普及。由此出發(fā)，他開始傾向廢除漢字的主張。1916年9月29日，他便在日記中寫道：“經(jīng)典之精義全不系乎文字?？v令今日中國之書焚毀凈盡，但有精譯本之西文五經(jīng)則經(jīng)典即可謂之不亡”[13]。從他后來的觀點來看，這無疑是發(fā)出了廢除漢字的先聲。不過客觀說來，錢玄同當時公開發(fā)表的主張仍然較為平和。1917年6月1日，他曾指出：“昔年吳稚暉先生著論，謂中國文字艱深，當舍棄之，而用世界語。章太炎師曾著論駁之。弟則以為世界未至大同，則各國皆未肯犧牲其國語，中國人自亦有同情。故今日遽欲廢棄漢文而用世界語，未免嫌早一點。然不廢漢文而提倡世界語，有何不可。”[14]這一方面發(fā)出了提倡世界語的號召，另一方面也明確肯定廢棄漢文的時機不成熟，“未免嫌早一點”。

然而就在此時，張勛復(fù)辟丑劇上演了，這更是給錢玄同以強烈刺激。以此為轉(zhuǎn)折點，他終于提出了廢除漢字的激烈主張。1918年3月4日，他在日記中批評漢字“論其本質(zhì)，為象形字之末流，為單音字之記號。其難易巧拙已不可與歐洲文字同年而語?！说任淖忠鄬嵲诓豢梢杂涊d新文明之事物?！盵15]在此基礎(chǔ)上，他于3月14日專門致信陳獨秀指出：“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識，不便于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xué)問上之應(yīng)用，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一無所在；論其過去之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xué)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于二十世紀之新時代?！币虼?，“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xué)，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xué)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16]。至此，錢玄同“廢除漢字”的主張已躍然紙上。

至于廢除漢字后應(yīng)代之以何種文字，錢玄同也明確提出：“中國的語言文字總是博物館里的貨色，與其用了全力去改良它，還不如用了全力來提倡一種外國語為第二國語，或簡直為將來的新國語，那便更好”[17]。而在各種外語中，他認為“Esperanto語根精良，文法簡賅，發(fā)音平正，是人類文字而非民族文字?！晕业囊馑?，以為我們既認定人類文字勝于民族文字，……則當竭力提倡Eperanto，以為將來正當之文字”[18]。與此同時，他還一再援引吳稚暉當年有關(guān)觀點作為佐證。顯而易見，他這時已經(jīng)轉(zhuǎn)而贊同《新世紀》派用萬國新語取代漢文的主張。

1923年1月，他在《漢字革命》中更揭櫫了“漢字革命”的口號。他斷言：“漢字的罪惡，如難識、難寫，妨礙于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這是有新思想的人們都知道的?！币虼?，“我敢大膽宣言：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tǒng)一，國語的文學(xué)決不能充分的發(fā)展，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新學(xué)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盵19]

今天看來，錢玄同的這種主張顯然失之過當。語言文字是維系一個民族共同體的基本要素，不能單純憑某些人的主觀意志而取消。尤其是漢字作為中國的傳統(tǒng)文字，濃縮承載了數(shù)千年的歷史，早已融入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維系著民族精神和血脈親情，是不可能完全廢除的。德國語言學(xué)家威廉·馮·洪堡特便提出：“語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現(xiàn)：民族的語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語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過了人們的任何想象?！盵20]瑞典漢學(xué)家高本漢則更是早在1923年就說：“中國人拋棄漢字之日，就是他們放棄自己的文化基礎(chǔ)之時。”[21]

此外，錢玄同認為世界語作為人工改良的文字，比民族遺傳的文字更優(yōu)良，正所謂“人類文字勝于民族文字”，這種觀點實際上也是錯誤的。陶孟和當時即指出：“各民族之言語，乃天然之語言，各有其自然嬗變之歷史，故言語乃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質(zhì)也”，相比之下，“世界語既無永久之歷史，又乏民族之精神，惟攘取歐洲大國之單語，律以人造之文法”，其生命力必不長久[22]。朱我農(nóng)也批評說：“私造了一種文字，要世界的人拿他當作日常應(yīng)用的語言，是萬萬做不到的，所以Esperanto斷不能當作世界通用的語言”[23]。時至今日，世界語誠然仍有特定的交流價值，但由于它畢竟缺乏民族歷史的傳承與積淀，所以始終難以在世界范圍內(nèi)得到普遍的推廣，這無疑從實踐上充分證明了用世界語廢除漢字的主張是行不通的。

不過平心而論，錢玄同主張廢除漢字，首先是因為漢字難識難寫，妨礙了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傳播?？陀^看來，這種針砭固然不免尖銳，但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揭示了漢字的某些弊端；而更為關(guān)鍵的是，錢玄同深感以往用漢字記載的思想觀念過于陳腐，“二千年來用漢字寫的書籍，無論哪一部，打開一看，不到半頁，必有發(fā)昏做夢的話”[24]，因此應(yīng)廢除。這說明他這一主張雖然偏激，卻是出于思想革命的動機。對此，陳獨秀一方面指出這種偏激的主張是“石條壓駝背”，另一方面則為之申辯說：“錢先生是中國文字音韻學(xué)的專家，豈不不知道語言文字自然進化的道理？他只因為自古以來漢文的書籍，幾乎每本每葉每行，都帶著反對德、賽兩先生的臭味；又碰著許多老少漢學(xué)大家，開口一個國粹，閉口一個古說，不啻聲明漢學(xué)是德、賽兩先生天造地設(shè)的對頭；他憤極了才發(fā)出這種激切的議論。”[25]而任鴻雋在批評錢玄同廢除漢字的主張“有點Sentimental（指情緒化——引者按）”的同時，也十分公允地為他澄清說：“我想錢先生要廢漢文的意思，不是僅為漢文不好，是因漢文所載的東西不好，所以要把他拉雜摧燒了，廓而清之?！盵26]

至于錢玄同之所以提倡世界語，其實也是基于對世界大同的追求。他認為：“夫世界進化，已至二十世紀，其去大同開幕之日已不遠?！惾諝W戰(zhàn)告終，世界主義大昌，則此語必有長足之進步無疑”[27]，并解釋：“我自己是信人類該有公共語言的。這公共語言，是已有許多人制造過許多種的。這許多種之中，在今日比較上最優(yōu)良者是Esperanto，所以我現(xiàn)在便承認Esperanto為人類的公共語言?！盵28]這顯然是一種渴望大同的美好愿望，“是抱有世界大同之理想而改革文字之一種急進派的主張”[29]，應(yīng)當是可以理解的。

二從“世界語”到“國語羅馬字”

如前所述，錢玄同在五四時期曾主張用世界語廢除漢字，但他同時也意識到這一目標短期內(nèi)難以實現(xiàn)。他曾公開聲明：“我固然是主張中國當廢漢文而用Esperanto之一人，但我以為這是將來圓滿之解決。若講現(xiàn)在，則Esperanto尚在提倡時代，未至實行時代；……我雖極力主張Esperanto，然事實如此，不能諱言”[30]，并且表示：“我以為中國廢漢文而用Esperanto，這是將來圓滿之解決。當此過渡時代，漢文尚未廢滅，便不可不想改良的辦法”[31]。具體說來，他所謂“改良的辦法”即是推行國語羅馬字。

所謂“國語羅馬字”，原本是作為一種注音符號提出來的，也就是用羅馬字母來為漢字注音，類似此前所述的注音字母。對此，錢玄同最初并不抱有多大的興趣。他雖然承認“中國現(xiàn)在應(yīng)該兼用羅馬字母和注音字母兩種來標音”，這是“因為羅馬字母，已經(jīng)變成現(xiàn)世界公用的音標；凡其國有特別形式之文字者，若把他的語言和名詞行于國外，都要改用羅馬字母去拼他的音，……我們中國向來沒有純粹的音標，現(xiàn)在急須新制，當然應(yīng)該采用羅馬字母，這是無庸致疑的”；但他同時也客觀指出，“因為中國字是直行的，羅馬字母只能橫寫”，二者存在形式上的矛盾，而且“羅馬字母記音的方法，……長短不大相同”，記在漢字旁邊往往會參差不齊，于是“這就不能不用注音字母的了”[32]。此外，錢玄同還認為羅馬字母“單音之詞太多，一義有數(shù)字”，不如“旁注‘注音字母’”。[33]

而隨著歷史的發(fā)展，有人則開始主張羅馬字母不僅是一種注音符號，而且還應(yīng)當在此基礎(chǔ)上演變成為一種取代漢字的文字。對于這種主張，當時竭力倡導(dǎo)世界語的錢玄同也不贊同，他表示：“至于漢字之代興物，我以為與其制造羅馬字母的新漢字，遠不若采用將來人類公用的Esperanto?！乙詾椴捎肊speranto與采用外國語，比制造什么羅馬字母的新漢字，上算得多，有用得多”[34]。他還具體解釋說：“我的意思，以為中國方音之龐雜，同音字之多，文法之不精密，新學(xué)名詞之缺乏，都是難以改用拼音的理由。所以中國要造拼音文字，斷非旦夕之間就能完全告成的。……假如我這句話還有幾分道理，則與其改華文為拼音，不如老實提倡一種外國文為第二國語，……似乎也不必定要改用羅馬字來的拼音?！盵35]

概言之，錢玄同此時在記音符號上傾向于注音字母，在新文字上則大力提倡世界語，對羅馬字母并不抱多大興趣。而隨著實踐經(jīng)驗的豐富，他的這一看法也逐漸發(fā)生了轉(zhuǎn)變，開始認識到注音字母的缺陷以及推行世界語的困難。如注音字母雖是建立在章太炎創(chuàng)制的基礎(chǔ)上，具有較為充分的學(xué)理依據(jù)，然而由于它仍采用漢字的基本形式，難以與國際接軌，尤其是在譯介外來術(shù)語時存在著諸多的問題。有鑒于此，錢玄同提出：“若承認中國應(yīng)該和世界文化不隔膜，應(yīng)該設(shè)法補救國語貧乏的缺陷，而主張無限制的采納外國的詞兒并且直寫原字到國語中來，則非將國語改用羅馬字母式的字母拼音不可?！唵我痪湓?，就是注音字母雖然是改革過了的漢字，雖然是拼音的字母，但和世界的字母——羅馬字母式的字母——還是隔了一層?！盵36]相比之下，“中國拼音字用了羅馬字母，采用西文原詞，真如天衣無縫，自然熨貼”。與此同時，錢玄同還覺得注音字母“形式不甚方便，也不大美觀，印刷和書寫都不如羅馬字母”。由是，他最終概括說：“因為要圖形式美觀，書寫便利，表音精確，所以要提倡國語羅馬字。因為要與現(xiàn)世界的文化學(xué)術(shù)融合，有盡量采用西文原詞之必要，所以要提倡國語羅馬字。”[37]總之，“漢語一日未廢，即一日不可無表漢語之記號。此記號，自然以采用羅馬字拼音為最便于寫識”[38]。這無疑意味著在記音符號上，他已經(jīng)更傾向于羅馬字母。

在新文字的選擇問題上，這一時期的錢玄同盡管仍然堅信未來大同世界的語言必定是世界語，但也意識到短期內(nèi)用世界語取代漢字的困難，因此他雖在《漢字革命》一文中將廢除漢字的時間定為十年，但也深知這一目標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他在日記中就寫道：“漢字在將來總是廢除成的，不過究竟是在若干年后，則此次沒有把握，我那篇文章以十年為期，不過是聊作快語，以鼓勵同志罷了，實際上恐未必能夠這樣稱心如意?！盵39]這說明他對這一問題有了較切合實際的認識。黎錦熙便說：“民九以后，他就覺得這種理想（指用世界語取代漢字——引者按）太高，現(xiàn)代的中國，只能提倡國語，而改革傳達國語的文字工具使之‘世界化’，故專心致力于‘國語羅馬字’了?！盵40]

具體說來，錢玄同在1923年1月發(fā)表的《漢字革命》一文中就正式“把中國的新文字定名為‘國語羅馬字’”[41]。同年，在國語研究會第五次常年大會上，錢玄同又提出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的議案，獲得通過并出任委員。從此，他更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國語羅馬字”研究和設(shè)計工作中去。1925年夏，他還與劉半農(nóng)等人發(fā)起組織了“數(shù)人會”，專議“國語羅馬字”問題。在他的積極推動之下，“國語羅馬字”委員會終于在1926年9月14日制成通過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并于同年11月9日首先由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公諸于世，1928年9月26日又由南京國民政府大學(xué)院將之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在全國范圍內(nèi)正式頒行。

對這份傾注了許多心血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錢玄同十分滿意，他曾說明：“查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標音的分別，既不厭精詳，拼切的形式，尤務(wù)求平易。信可謂斟酌盡善，毫發(fā)無憾之法式?！盵42]客觀地說來，這番評價是符合實際的。建國后制定的、沿用至今的《漢語拼音方案》也正是建立在它的基礎(chǔ)之上。1958年，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wù)》這篇報告中就肯定地指出：國語羅馬字是中國人自己創(chuàng)制的拉丁字母式漢語拼音方案中比較完善的一個方案，“在談到現(xiàn)在的拼音方案的時候，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功勞?！盵43]

歷史地看來，錢玄同提倡國語羅馬字的主張還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發(fā)揮了出奇制勝的效果，轉(zhuǎn)移了反對派的視線，從客觀上極大地推動了白話文運動的發(fā)展。1927年，魯迅在回顧白話文運動時就說：“在中國，剛剛提起文學(xué)革新，就有反動了。不過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為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除漢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xué)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菚r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44]

當然，錢玄同等人創(chuàng)制國語羅馬字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要取代漢字，他們批評漢字“為象形字之末流”，“不是表示語音的利器”，主張代之以西方的拼音文字，這事實上是一種“漢字落后論”的觀點，是不正確的。無論從歷史還是現(xiàn)實的狀況來看，漢字都具有自己的特色，擁有獨特的優(yōu)勢，并非一種落后的文字。而隨著文字改革深入開展，錢玄同也逐漸意識到短期內(nèi)用國語羅馬字取代漢字是不可能的，于是“對于漢文漢字的意見隨后也有轉(zhuǎn)變，不復(fù)堅持徹底的反對的意見了”[45]，這尤其體現(xiàn)在他晚年將主要精力轉(zhuǎn)向提倡“簡體字”上。

三提倡“簡體字”

事實上，早在1920年，錢玄同便在《減省漢字筆畫的提議》中表示：“我以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間就能夠制造成功的；更不是粗心浮氣、亂七八糟把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赃@幾年之內(nèi)，只是拼音文字的制造時代，不是拼音文字的施行時代?！@拼音新文字的施行，總還在十年之后。如此，則最近十年之內(nèi)，還是用漢字的時代?！热粫簳r還不得不沿用漢字，則對于漢字難識難寫的補救，是刻不容緩的了?！迸c此同時，他還表示：“我是很高興做這件事的?！痹谶@篇文章中，他還提出了“補救漢字難寫”的辦法，即提倡“簡體字”，并將之歸納為八類：采取古字、采取俗字、采取草書、采取古書上的同音假借字、采取流俗的同音假借字、新擬的同音假借字、新擬的借義字、新擬和減省筆畫字?！翱偠灾?，抱定唯一的主張曰‘減省筆畫’”[46]。

在此基礎(chǔ)上，錢玄同在1922年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第四次常年大會上，正式提交了《減省現(xiàn)行漢字的筆畫案》。開篇即申明：“我以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辦法，減省現(xiàn)行漢字的筆畫是‘治標’的辦法。那治本的事業(yè)，我們當然應(yīng)該竭力去進行。但這種根本改革，關(guān)系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達到目的的?！F(xiàn)行漢字在學(xué)術(shù)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經(jīng)到了火燒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圖補救的辦法！我們決不能等拼音的新漢字成功了才來改革！所以治標的辦法，實是目前最切要的辦法?！盵47]該議案很快順利獲得通過，并成立了以錢玄同為首席委員的“漢字省體委員會”，組織進行該項工作。

由此可見，在文字改革實踐中，錢玄同已經(jīng)認識到國語羅馬字雖然是中國文字的未來發(fā)展方向，也就是所謂“治本”；但在漢字仍然存在時，則必須首先“治標”，即減省漢字的筆畫，使之簡單易寫。關(guān)于這一點，黎錦熙曾深刻分析說：“錢先生邃于《春秋》公羊之學(xué)，有時也把‘三世’來推斷當前的一切事理?！卞X玄同自己也說：“世界化的‘國語羅馬字’應(yīng)該是‘太平世’的初步；現(xiàn)在中國社會還離不了漢字的環(huán)境，總須就漢字加以形體的改良和聲音的幫助，所以選定‘簡體字’……普遍通行，才可了結(jié)這‘升平世’之局。”[48]

錢玄同之所以提倡寫“簡體字”，除了深受“三世說”的影響之外，還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章太炎的啟發(fā)。如前所述，1908年，章太炎在《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一文中，一方面駁斥用世界語廢除漢字的主張，另一方面也承認漢字過于“深秘”，應(yīng)逐步改良，使之“易能、易知”。他還提出具體方案：“欲使速于疏寫，則人人當兼知章草。”[49]這對錢玄同顯然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他曾公開說明：“一九〇八年，我在東京從余杭章太炎先生治聲音訓(xùn)詁之學(xué)。那時有人主張中國當廢漢字而用萬國新語（即Esperanto，今譯世界語）。余杭先生不以為然，著論駁斥。論中對于漢字的難識和難寫，都想了補救的辦法?！a救難寫之法，則余杭先生主張采用章草?！易x了余杭先生這段文章，認定他這個主張是最切于實用的，是寫漢字唯一的簡便方法?！叶昵白x余杭先生之論而認定章草必應(yīng)采用，此意至今信之益篤”[50]，他后來所擬訂的漢字簡化方案也主要是采用草書，“所采之材料，草書最多”，“許多草體可以放膽增加，筆勢從章草”[51]。

歷史地看來，錢玄同盡管早在20年代初便已開始提倡“簡體字”，并且擬訂了有關(guān)方案，但由于簡體字的編制需要收集大量的歷史資料，以求“字字有來歷”；而且當時錢玄同最關(guān)心的還是國語羅馬字，所以并未立即展開簡體字的實踐工作。直到30年代中期，隨著積累的不斷豐富以及認識的逐漸深化，簡體字才被正式提到議事日程上來。1934年，在長期研究的基礎(chǔ)上，錢玄同開始籌劃編制《簡體字譜》，經(jīng)過一年抱病努力，終于在1935年5月編成了《常用簡體字表》，并呈送教育部審定。8月21日，教育部根據(jù)這份《常用簡體字表》，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這是解放前由政府正式頒布的第一批規(guī)范簡體字，為建國后制定《漢字簡化方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綜上所述，在近代語言文字的改革實踐中，錢玄同雖曾提出過廢除漢字的偏激主張，產(chǎn)生了一些不良的影響，但他很快就糾正了這一錯誤，并在羅馬字拼音與簡體字兩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為后人的探索提供了寶貴的經(jīng)驗教訓(xùn)。他的學(xué)生徐世榮曾評價說：“試看現(xiàn)在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wù)：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哪一項不是錢師在半個世紀以前就早著‘先鞭’了。說他是‘濫觴’也好，說他是‘草創(chuàng)’也好，說他是‘前驅(qū)’也好，反正現(xiàn)在如果上溯文字改革、推廣普通話的歷史淵源，總不能遺忘這位樹起‘漢語規(guī)范化’和‘漢字拼音化’的里程豐碑的闖將!”[52]今天看來，這一評價應(yīng)是客觀公允的。

注釋：

[1]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頁。

[2]章太炎：《致國粹學(xué)報社書》，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頁。

[3][5][49]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338、351、344頁。

[4]諸祖耿：《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xué)之功夫及志向》，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頁。

[6]吳稚暉：《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后》，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3卷，三聯(lián)書店1977年版，第209、210、212頁。

[7]章太炎：《規(guī)新世紀》，《民報》第24號，1908年10月10日。

[8]章太炎：《誅政黨》，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56頁。

[9]《錢玄同日記》第1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頁。

[10][11]《錢玄同日記》第2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72、844－845頁。

[12]錢玄同：《刊行<教育今語雜志>之緣起》，《錢玄同文集》第2卷，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頁。

[13]《錢玄同日記》第3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9頁。

[14][16][18][22][23][24][26][27][28][30][31][32][33][34][35][38][46]錢玄同文集》第1卷，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1、166－167、276－277、101－102、234－235、163、203、202、20、336、276、333、68、212、220、284－285、212、400－404頁。

[15][17]《錢玄同日記》第4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2、1707頁。

[19][36][37][47][51][42]《錢玄同文集》第3卷，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62、80、388－391、85、496－498、294－295頁。

[20][德]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jié)構(gòu)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fā)展的影響》，商務(wù)印書館1999年版，第52－53頁。

[21][英]帕默爾著、李榮等譯《語言學(xué)概論》，商務(wù)印書館1983年版，第61頁。

[25]陳獨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3頁。

[29][40][41][45][48]沈永寶編《錢玄同印象》，學(xué)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0、48、15、53頁。

[39]《錢玄同日記》第5冊，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5頁。

[43]：《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wù)》，《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頁。

[44]魯迅：《無聲的中國》，《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頁。

[50]錢玄同：《<章草考>序》，《錢玄同文集》第4卷，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48－49頁。

[52]徐世榮：《序》，曹述敬編《錢玄同年譜》，齊魯書社1986年版，第6頁。